5月20日，灾后第八天。四川省绵阳市。
农贸市场里人群依旧熙熙攘攘，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如果不是满大街临时搭建起的帐篷，很难想象这里是灾区。然而就在这看似平静的画面下，却存在着潜在的危机。
“不知为什么，就是烦”
刘年军是绵阳市新兴泉出租汽车公司的司机。在记者坐上他的车前，他刚和老婆吵了一架。“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烦。”他说。
从12日到现在，因为余震不断，刘年军和家人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到家里睡了，只能睡在街上临时搭起的帐篷里。虽说有了睡觉的地方，但刘年军总觉得不对劲儿:一家5口人睡在一张大席子上，衣服几天不能换，胡子也顾不上刮……“反正现在大家都这样儿。”他自我解嘲道。
最让刘年军受不了的是，这样的非常生活不知道还要延续多久。
“白天干了一天的活，晚上却睡不上一个好觉。余震不断，脑袋里的神经总是紧紧地绷着，我都要受不了了。”刘年军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记者诉苦，“18号晚上我在帐篷外面抽了大半宿烟，19号一早照常出车，结果撞了一个过马路的行人，好在人家没什么大事。开了十几年车，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这是怎么了？”刘年军抱怨着。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绵阳市中心医院在广场上临时搭建的救灾帐篷里躺满了从灾区运送过来的伤员，医院各科室的大夫小跑着从一个帐篷钻进另一个帐篷。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一个伤员的叫声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他额头上流着血，脸全肿了，左手和右脚缠着纱布。两名护士扶他准备进帐篷里接受治疗，可他死活不进去，只是一个劲儿地喊要回家。
“他受刺激了。”两名护士对赶来的大夫说。
马开明，伤者的儿子，站在一旁劝说着。好不容易把父亲劝进帐篷，马开明蹲在旁边哭着和父亲说着什么。
“爸爸亲眼看见母亲被砸死，他也是被埋一天后才被挖出来。”马开明望着已经安静下来的父亲对记者说。
马开明在上海打工，地震后马上赶了回来。面对以后的生活，他不知道怎么办。
“家里还有猪，还有玉米，我要回去。”突然，马开明的父亲又站了起来，要冲出帐篷。
“人都死了，什么都没了。”马开明拦着父亲大声叫着。
在场的人都摇着头，默默地走开了。
“人活了，可精神出现了问题。”一位大夫对马开明说着。
马开明低头听着，年纪轻轻的他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辞掉工作，回家照看需要抚慰的父亲。
“地震了，地震了”
绵阳市中心医院五层一间病房里有5位从北川擂鼓镇运送过来的伤员。灯和门都是24小时开着。
在4号病床上，7岁的王小丽睁着眼望着天花板。王小丽的父母和哥哥都不在了，她自己在被埋了一天多后被成功救出，却永远失去了一只脚。
记者轻轻拉了一把椅子坐在王小丽的病床旁。
“疼，疼，阿姨我疼......”王小丽叫了起来，两只手也紧紧握在了一起。
“可能你拿椅子的声音刺激了她。”林大夫轻声对记者说。
林大夫在王小丽的耳边轻声说着，用手抚摸着她的头，渐渐地，她才安静下来。
“他们受的刺激太大了。”走出病房，林大夫给记者讲了17日凌晨发生的一件事:
17日凌晨一时半左右，护士推着输液车准备到病房为伤员输液。可就是这再正常不过的响动却引发了一阵骚动。
“地震了，地震了。”有人喊着。
也就一分钟的时间，100多名伤员和家属从各自的病房里跑出来，涌向楼梯向外跑。
这场虚惊，让正在值班的林大夫伤心地哭了。
“我们只能医治他们受伤的身体，可受伤的心却无法及时得到医治。”林大夫对记者说。
“只给灾区捐钱是不够的”
在绵阳市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前广场“心里干预治疗者招募”的红色条幅下，几名志愿者正在认真地填写着表格。
随着余震不断，受灾群众、伤员甚至普通群众的心理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心理治疗成为当前救灾工作中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随着救灾工作的深入，这一问题越来越受重视。
“只给灾区捐钱是不够的，我是学心理治疗的，我想现在这里需要这方面的人才，所以就来了。”19日来到绵阳、已从事多年心理干预工作的彭瑞对记者说。
来绵阳才一天的彭瑞19日当晚就被分配到了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从事心理干预工作。
“我接触的受灾群众中，地震两个字都不能提。一说地震他们就激动，就想往外跑，这是典型的灾后后遗症。”彭瑞说，“对于性格开朗的人，时间就是最好的治疗方法，而性格内向的人或是小孩，如果他们不愿意说出来，让他们把看见的事以最简单的方式画出来，也是一种方式。”
在几家医院以及一些受灾群众安置点，记者注意到，每位工作人员的手里都有一页纸，上面写着和受灾群众谈话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对于非专业人员来说，这是一种好办法。非专业人员可以通过拉家常的方式安抚受灾群众。”彭瑞对记者说，“此外，有过类似亲身经历的人来充当心理干预师，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因为这些人更能理解受灾群众的心。”
来自南京心理干预中心的郑伟，15日就来绵阳对受灾群众开展心理干预治疗了。在他看来，受灾群众中普遍存在焦虑和抑郁两种情绪。
“他们普遍不愿意承认现实，幻想着家里的房还在，家里的亲人还在。”郑伟说，“对他们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个人听他们说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些事，这样才能解脱。”
本报绵阳5月20日电
首次大规模灾后心理救助急需政策跟进
每天上涨的死伤者数字、幸存者空洞无神的眼睛、震碎的房屋……汶川大地震在成千上万人的心上划上了一道深深的伤痕。
据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最新统计:截至5月20日18时，四川汶川大地震已造成40075人遇难，247645人受伤。
人在经历一场特大灾难刺激后，可能会留下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心理学界称之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高晶介绍说，遭受该种心理创伤者可能出现诸如抑郁、焦虑、自责、内疚、愤怒等心理反应。如果干预不及时，可能长期沉浸在痛苦中难以自拔，并最终酿成精神疾病。
“失去父母的孩子、失去孩子的父母、受到过度惊吓的人、参加救援的士兵乃至目睹惨状的媒体工作者……粗略估计，约有60万人急需‘疗心’。”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张侃今天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据了解，地震发生后，各地已有多支灾后心理援助队伍陆续赶赴地震灾区，对受灾群众进行心理干预。5月20日，卫生部印发《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指导各地科学、规范地开展震后心理危机干预工作。
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主任宗春山告诉记者，汶川地震后我国首次对受灾群众实施大规模心理救助，说明我国灾难救治上了一个层次。
心理救助重点人群是儿童
“我说不出来，我不想去想，求你别让我去想了。”温总理5月16日曾经看望过的羌族孤儿刘小桦在接受心理学家治疗时痛苦地说。
“灾区儿童和青少年无疑是这次地震后心理救助的重点。”宗春山说，“这是因为，儿童缺乏足够的认知能力，比成人更脆弱更容易受到心理伤害。他们不能用语言准确表达自己的感受，更情绪化。”
有数据显示，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发生9个月后，受灾最严重地区的男童和女童PTSD的发生率仍分别高达12.5%和19.5%。
宗春山说，对儿童的心理救助可以分为生活层面和专业层面。在生活层面上，要对其外围的老师和家长进行培训，对儿童进行心理疏导，让儿童理解什么是死亡和灾难。专业层面上则可以通过让儿童绘画、写纪念簿，给地震中失去的亲人写信等方式来宣泄。
高晶则建议，要让孩子们尽快恢复学习，恢复生活，尽快拥有新的组织和新的同伴。这种有组织有规律的生活和伙伴们互相之间的认同感会逐渐冲淡他们原有的对“家”的认知，建立起新的“家”的概念，通过学校有组织地向孩子们传达正确的知识，比“一对一”式的心理辅导效果要好。
经历相同心理创伤各不同
心理学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科，一直面临着传统观念的挑战。在很多人看来，接受心理治疗，基本上就等同于承认自己精神有问题。“灾区群众愿意接受吗？”记者说出了自己的忧虑。
“我们的工作人员的确在灾区碰到过抗拒心理救助的情况。”高晶坦言，个别群众会用“你说的那些道理我都明白”回避心理干预，“但这只是个别现象，只要加强这方面的宣传，形成共识，工作就好做了。”
高晶告诉记者，这种创伤性经历所产生的心理、情绪、行为障碍因人而异，并不是所有有同样创伤性经历的人都会产生障碍。大量研究表明，有着同样经历的人，有的经历过苦难后变得更坚强，人格上更成熟，处理问题的手法更灵活；而另一些人却受到深深的心理创伤，患上创伤后心理压力障碍症。这是因为当事人看问题切入的角度不同，随之产生的感受也不同。比如，有的人出了车祸后庆幸自己大难不死；有的人则可能视其为终身难忘的恐怖经历，甚至从此以后不敢再开车。
非灾区群众也需心理救助
汶川地震后，各家电视台轮番播放抗震救灾第一线的最新情况，这让不在灾区的人们可以实时关注灾区的救援进展。
“我实在不敢看了，一看就哭。睡着了，脑子里都跟过电影似的，老梦见地震，孩子找不着了……”家住北京蓟门里小区的王阿姨眼睛红红地对记者说。
“其实除了灾区的60万人，非灾区群众的心理救助也不应忽视。”宗春山说，关注也是一种爱的表达，如果过度也可能带来心理问题。那些画面，那些细节，很可能会使普通的市民产生焦虑、抑郁、害怕死亡、害怕失去亲人等这些负面的情绪，所以我们要及时疏导。
需政策跟进保持长期关注
通常情况下，心理疾患的患病率约为3‰，巨大的突发性灾难发生后一般也不会超过20%。高晶说，现在，全国的心理学家都行动起来，赶赴灾区进行个案干预，力量上应该是够了。
但是高晶认为，灾后心理救助不光要有针对个人的帮助，还应该有政策上的跟进。从某种意义上讲，“政策层面”的心理救助范围更广，能更加彻底地解决灾后心理救助的问题。
“对广大受灾群众来说，伤痕已经形成了，要抹去根本不可能，最好的方法就是淡化这种伤痛。”高晶说，帮助受灾群众重建家园并不是把废墟清理干净后，重新给他们把房子建好，再让他们搬进去。就算那样，房子是有了，但不可能让他们当作什么都没发生。好的做法是，让受灾群众积极加入到重建家园的过程中。高晶打了个比方:“好比把材料放在空地上，让受灾群众按照自己的想法重建属于他自己的家。这样才会真正完成心理重建，恢复每个人的自我意识，让每个人重新有一个对自己的人生规划。”
“大地震后的心理干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可能需要十几年，需要志愿者长期跟踪个案，所以国家应该制订一个长期的干预计划。”宗春山说，否则，当大家的视线从汶川移开，没有人再去做后续的工作，强烈的反差会对灾区人民造成第二次伤害。
心理救助少不了媒体配合
宗春山对记者说:“媒体的报道也会对公众起到心理调整作用。心理救助工作要取得好的效果，离不开媒体的配合。要重视媒体力量，同时注意引导媒体报道的方式。”
宗春山对媒体如何发挥心理干预作用提出了三点建议。
“媒体报道地震应该先找‘出口’后‘包扎’。”宗春山说，前一阶段当然是要报道地震给我们造成的灾难，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不能一味悲伤，媒体的报道就应该升华为如何尊重生命、如何敬畏生命、地震中反映出来的人性光辉等主题，这也符合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的氛围。“这就好像我们先要找个口子将情绪发泄出去，然后再拿绷带‘包扎’好伤口。”宗春山说。
“同时，应该对媒体工作者进行一些心理方面的科普。”宗春山认为，从这次地震的报道中可以看出，一些记者由于缺乏相关知识，提问的时候没有考虑幸存者的心理感受，所提的问题对对方来说非常残酷。因此，对媒体工作者普及一下心理方面的知识，有助于记者明白，什么样的问题其实是不适合问的，可能会极大地刺激或者伤害到对方。
“再就是播放受灾画面的时候，应该配发提示性字幕。”宗春山说，即便是受灾的场面，过于惨烈的场景还是不适宜给孩子看，最好能同时配发提示性字幕，让家长有个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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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赵阳
编辑：
阳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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