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事例足以说明，说侍从室是蒋介石的“智囊”，它是当之无愧的。

侍从室又是蒋介石的“联络站”，为他的军事行动，特别是反共军事行动当参谋、下指示，起联络作用。众所周知，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他部署在抗日第一线的部队大多是“杂牌”，如西北军、东北军、川军、桂军、滇军、粤军、晋军等等，真正的中央嫡系部队是很少打头阵的。但对付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蒋却部署了最精锐的嫡系部队。如对陕甘宁边区，就由胡宗南的数十万大军包围着，虎视眈眈，随时准备下手。1943年6月29日，胡宗南从西安秘密发电报给蒋介石，报告说已调集了三个师的兵力，定于7月28日进攻陕甘宁边区，并详报了作战部署。

侍从室知道军情紧急，立即将电报呈送蒋介石。蒋当即批示：“可照已有岗电切实准备，但须俟有命令方可开始进攻，否则切勿行动，并应极端秘密，毋得声张。”侍从室又以最快速度将此“圣旨”通知胡宗南，发挥了上下联络的作用。

侍从室的触角伸得很长，许多事情都要介入，甚至对标榜“司法独立”的法院也要干预，也要指手？脚。

1942年，在重庆出了一件大案，曾？轰动山城。事情是这样的：中央信托局运输处？理林世良，勾结大成商行的章德武，大搞走私活动。一次从仰光到昆明一下子走私商品3000多万元，林世良从中渔利1000多万元。?知事机不密，被军统局侦知。军统本来就想把缉私这块“肥肉”从孔家手中攫取过来，遂向蒋介石状告孔祥熙。

这时抗战正处于最困难时期。广大群众生活艰辛，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多少人啼饥号寒。“家无隔夜粮，路有冻死骨”，可谓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而林世良之流竟大发“国难财”，舆论哗然，国人皆曰可杀。司法机关慑于民意，准备将林世良判处死刑。

但林世良可不是一般人物，而是个有很硬背景和后台的特殊人物。他的后台就是蒋介石的大舅子、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以及孔夫人宋霭龄。这位孔夫人是当时“第一夫人”宋美龄的大姐，嗜财如命，搜刮钱财不择手段。而做走私生意在当时是捞钱的一条捷径，孔夫人和她的大公子孔令侃岂肯放过。林世良？先当过孔祥熙家的管家，后来又替孔祥熙家族做走私生意，西药、五金、卡车、建材，以至鸦片、吗啡等毒品都拼命走私，毫无顾忌。他成了孔家敛财的一个得力帮手，是具体操办者之一。更重要的是，法办了林世良，今后还有？替孔、宋卖命？再说，万一林世良在临死前将走私内幕和盘托出，孔、宋岂不要大丢面子。权衡再三，孔、宋二人决定“运动”法院从轻判处林世良无期徒刑。只要留住了一条性命，过几年不就出来了吗？

法院当然不敢得罪孔“国舅”和宋“皇姐”。按照孔、宋的要求，将案件呈报到了侍从室，待蒋介石“核准”后即行办理。

侍从室里的“智囊”们看到案件报告后，进行了议论。孔“国舅”和宋“皇姐”的面子固然要考虑，但“领袖”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更为重要。权衡结果，陈布雷、于达、唐纵等人在呈批件上拟了个“判处死刑”的意见。蒋介石踌躇再三，最后下决心宁肯开罪“国舅”和“皇姐”，也不愿动摇自己统治的根基，于是同意了侍从室的签呈，下令将林世良枪决。

林世良案件又一次证明，侍从室的权力确实大得惊人。不要说区区法院，即使贵为皇亲国戚，也不得不向它低头俯首，甘拜下风。

侍从室不仅干预司法，甚至连“邮检”这样的事也要过问。

1943年下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进入反攻阶段。11月22日，中、美、英三国首脑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在埃及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开罗会议，会后发表了《开罗宣言》。蒋介石是18日秘密离开重庆赴开罗的。对蒋忠心耿耿的陈布雷为了蒋的安全，特地给邮政局下达了严格实行“邮检”的指示，要求对蒋的行踪不得有丝毫泄露。

真是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鸡毛蒜皮，凡是与蒋介石有关的事，侍从室都要过问。其范围之宽，可说无所不包。

家丑不可外扬，疏不间亲，这些都是中国的古训。但侍从室对于蒋介石，却是例外。侍从室人员天天随侍左右，耳闻目睹，对蒋介石的家务事知道得很多，蒋即使想瞒也瞒不住。因此，蒋介石有时也就一些棘手的家族之间的事情，征询侍从室高级幕僚的意见和看法。

1944年5月，“国舅”孔祥熙提出辞呈，要求辞去行政院长职务。蒋介石接到辞呈后，心中犯了难。同意吧，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不同意吧，孔祥熙的名声实在太臭。思前想后，蒋介石拿不定主意，遂问计于陈布雷。

陈布雷善于揣摩蒋介石的意图，谋多，计绝，深为蒋所赏识，被倚为股肱。陈向蒋献计说：“止谤莫如自省。孔院长如能切实自省，改了就好。决不能因外间有所非议而有所表示，愈表示反而会增加社会的不安。”蒋一听，欣然同意，并派陈布雷代表他本人对孔祥熙表示“慰留”。

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蒋介石要发表多得不可胜数的讲话、演说、谈话、文告、电报，甚至还要舞文弄墨，著书立说，因此文字工作任务就非常繁重。侍从室对此当然是责无旁贷，是题中应有之义，是它职责范围内的事。由此，人们又把侍从室称之为蒋介石的文字“加工厂”。

蒋介石每天要处理的文件多得不可计数，如果各机关呈送的公文他都要一一过目，那他就别活了。侍从室为此制定了一套公文处理的程式，即将各机关报呈蒋介石的文电，大致分为“呈阅”、“呈核”、“报告”、“情报”四种类型。侍从室根据各类公文的内容、性质和轻重缓急，分别整理成不同表式，再呈送蒋介石。蒋批阅后，侍从室再转发给各机关承办。

蒋介石还喜欢发“手令”，其数量之多真是吓人一跳。据段氏兄弟的老同仁、在侍从室工作八年之久的秋宗鼎先生亲身所见所闻，从1936年1月至1948年4月，侍从室(包括后来的军务局和政务局)积累的蒋介石手令，竟有120多箱。笔者曾专门到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探询能否查到这批资料。回答令人遗憾：南京解放前夕，蒋政权将大量机密档案运往台湾。有关侍从室的机密档案更是不会留在大陆，授人以柄的。

蒋介石的手令和下发的文电，自己动手写的为数寥寥，绝大多数由侍从室代拟。蒋写个“可”或“阅”。其“阅”字形状类似“龙”字，人称“？龙”。

给蒋代拟手令或电报，是侍从室的一大任务。

蒋介石手令的内容，从军事、政治、党务、人事安排到机构设置等等，可以说应有尽有，无所不包。他还签发了大量电报、书信、公文。侍从室在代拟上述手令、书信、文电时，首先必须弄清蒋介石与受文人的关系。对一般部属，蒋介石是板起面孔打官腔，直称下属之姓名、官阶。对关系较密切的，则视情况区别对待，或使用对方的别号，甚至称兄道弟，如对冯玉祥就称焕章大哥，对阎锡山就称百川兄，对李宗仁就称德邻兄，如此等等。对黄埔军校的学生，本来他是校长，完全可以居高临下直呼其名或仅称其职务加姓名，但蒋介石为了笼络人心，常常也对其称兄道弟，如对胡宗南称宗南弟，对康泽称兆民弟。对“杂牌”军的将领或地方实力派，则更加客气，如对比自己小14岁的张学良称呼汉卿兄；对拜把兄弟马福祥之子马鸿逵，因其任宁夏省政府主席，为了à拢他，蒋竟不顾辈分，对“侄儿”也称呼为“少云世兄”。对于蒋介石的这一套习惯、手腕，侍从室起草文电时都必须十分注意，不可稍有差错，否则就会受到训斥。

蒋介石的一些极机密电报，有时也不？过侍从室第一处和第二处转呈或转发，而由侍从室机要组越级直接呈送蒋介石。蒋介石对其重要部属，都由侍从室专发密码本，每双月更换一次，规定自行保管并亲写电文。机要组长毛庆祥，是蒋的亲信。这类电报只？过极少数人之手，其内容也就成为千古之谜了。

至于比较长一些的讲话、文件、文告等等，有时蒋介石也口授其内容，由侍从室人员加以记录整理，尔后再送侍二处主任陈布雷作文字上的润色和加工，最后呈送蒋介石本人审核。

蒋介石和毛泽东不同。毛泽东的雄文四卷，均出自他的手笔；而蒋介石的那些长篇大论以至所谓“著作”，均由人捉刀代笔。侍从室里为蒋捉刀的人，首推陈布雷。例如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回到南京，即命陈布雷起草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训词”。为了洗刷掉自己脸上不光彩的一面，蒋又要陈闭门造车，写一篇《西安半月记》，极尽歪曲事实之能事。蒋介石50岁生日发表的文章《报国与思索》，也是由陈布雷起草，再由邵力子、叶楚伧加工，?蒋审定后公开发表的。

蒋介石对陈布雷的文笔是很满意的。但也有不满意之时。段仲宇告诉笔者，有一次蒋介石对陈布雷说：“你看看人家毛泽东的文章！”陈布雷也不大客气，回敬了一句：“那是毛泽东自己写的。”言下之意是，你蒋介石的文章可不是自己写的，哪能同毛泽东相比！

《中国之命运》是蒋介石一生中唯一的一本“著作”，1943年3月在重庆面世。此书歪曲中国社会的历史，篡改蒋介石以反共起家的发迹？过，诬蔑共产主义“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叫嚷“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国民党”。为蒋介石炮制此书的是侍从室第五组组长陶希圣。捉刀有功，过了几个月陶就出任《中央日报》主笔，两年后又升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真所谓“代笔自有黄金屋”，升官发财都被陶希圣捞到了。

有人打比方，说侍从室好比蒋介石的眼睛，替他眼观六路；侍从室好比蒋的耳朵，替他耳听八方；侍从室好比蒋的鼻子，替他嗅出各种不利于他的政治气息；侍从室好比蒋的手，替他写文电；侍从室好比蒋的腿，替他东跑西颠，到处联络；而最重要的是，侍从室好比蒋的头脑，替他思考、谋划，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一个在侍从室工作过的人，说侍从室里黑影幢幢，神秘莫测。即使是在侍从室和后来改称军务局工作过的段氏兄弟，向笔者介绍的也仅仅是一鳞半爪。侍从室的全部档案都被运到了台湾。看来，只有等到台湾回归之日、祖国完全统一之时，才能彻底揭开侍从室的神秘面纱了。

这一天总要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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