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博物馆是一种述说文明的方式。它要说的故事是从大门左手边开始的，那里有埃及、巴比伦、希腊以及罗马展区，它们是西方文明的根源。大门的右方，则有美国等“新世界”地区，是西方文明的晚近阶段。至于中国，则与其它亚洲展区并存于大门遥遥相对的另一端，是西方文明的他者，用以比对它自身的独特轨迹和性质。同时，它又是一座帝国的记忆。那些填充它叙事框架的木乃伊、大理石以及林林总总的珍稀文物，恰足以说明大英帝国昔年的强盛、诡诈和霸道。
相对于此，雅典的卫城遗址所要告诉我们的，则是一番完全不同的故事。它本是西方古典世界的光荣，两千多年以来屡遭天灾、兵燹和劫掠，如今成了一尊碎裂的古瓶，以残缺的片断诱发游人思考那已不复在的全体，和其间蕴涵的意义。
不过，尽管周边有许多招揽游客的小贩，但是整座废墟仍然不失历史的庄严，没有过度恶俗的装点，不曾沦为任人蹂躏的乐园。每一个去过巴特农神殿的游客都会忍不住想象，要是大英博物馆里头的石雕全都运回此处，放在它们原来该有的位置上，那将会是何等壮丽的景观呢？
至今为止，希腊当局已经成功向瑞典、梵蒂冈和意大利等多个国家取回了不少卫城遗物。只有英国，仍在舆论的巨压下，力图保留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尽管如此，双方的谈判也还是有进展的。最起码，英方知道自己在道德上实在站不住脚，只能用租借或其它合作方式争取最大的利益。
在这样的脉络下，看圆明园兽首拍卖事件，或能写照出不同的方向。
首先，经过重重转手，现在那几具兽首的物主并非国家，而是私人，争讨工作因此分外困难。从中国民间的情绪看来，大家对圆明园的象征意义又的确是很在乎的。既然如此，我们不妨假定在兽首无法顺利回归的前提下，中国自己应该要先做些什么。
比如说，我们可以升级圆明园的管理权，把它从北京市海淀区政府辖下的圆明园管理处变成国家级的遗址公园管理局，不要再让人进去拍完电影留下被破坏的植被(这正是当年《无极》剧组的作为)，还要拆除后来兴建的饭馆和商店(根据北京林业大学曹丽娟的调查，此类建筑竟然占了长春园15%的景点)，还它应有的尊严。然后，我们用它去说一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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