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顶点餐厅（Summit）可以享受到精心炮制的美食和大城市的美丽风景

佩里非常关心过度捕捞的问题，与悉尼的许多餐馆老板一样，他拒绝提供罗非鱼、蓝鳍金枪鱼以及其他一些濒临灭绝的鱼类；他的菜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可持续捕捞以及人工养殖的物种。他说：“在澳大利亚，许多鱼都是用小渔船而不是拖网船来捕捞。这就意味着，在其他国家濒临灭绝的物种在这里会长得很好。”

悉尼最优秀的厨师都是饮食伦理的先锋，这或许是这个十年最为持久的烹饪传统。在悉尼最好的那些海鲜餐厅的菜单上，例如极佳的码头餐厅(Pier)，这家由名厨格雷戈·道尔(Greg Doyle)开设的餐厅深入玫瑰湾(Rose Bay)，都会列出捕捞的海湾和港口，以帮助消费者在点鱼的时候做出明智的选择。魅力惊人的邝凯莉恐怕是世界上惟一提供可持续来源的中式家常美食的人。在萨里山(Surry Hills)永远需要等座的邝比利餐厅(Billy Kwong)，邝凯莉的招牌菜是有机福建面条、令人称奇的回锅脆皮散养鸡，以及一系列精选的用生物机能酿酒法酿造的葡萄酒。

我发现，跟随直觉是了解悉尼的好办法。但也可能让你晕头转向。在人来人往的中国城、在灯红酒绿的英皇十字区(Kings Cross)、在时尚的纽敦(Newtown)，我尽情享用着尼泊尔摩摩(momo，一种像馄饨或煎饺的食物)、印度的油炸蔬菜(pakora)、越南的牛汤河粉(pho)、马来西亚的罗惹(rojak，浇有辣椒酱的色拉)和冻咖啡(kopi ais)。特浓咖啡使我神清气爽地在萨里山和帕丁顿(Paddington)逛了一天，那些可以穿行的小区用洗瓶刷涂成猩红色和紫色，还种满了蓝花楹树；维多利亚时代的连排别墅装饰着用熟铁打造的阳台，让人觉得到了南半球法国人居住区。在皇家植物园(Royal Botanic Gardens)——一片狭长的城市中心绿地，这里的标牌上写着“请从草地上走”，我跟着直觉走，结果却迷了路。

中国城的万寿菊餐厅（Marigold Restaurant）有非常可口的中式点心。

这里是澳大利亚最早的一块菜地，由当时的总督亚瑟·菲利普(Arthur Phillip)开辟；这位总督带着第一舰队的11艘船、1400人(其中大多数是来自不列颠群岛的囚犯)于1788年1月抵达了今天的悉尼港所在位置。虽然经历了狂风暴雨、船上恶劣的居住条件以及不断的鞭笞惩罚，这些人能从8个半月的航海行程中活了下来简直令人称奇。而他们的后代及其一代代的移民，能够建立起一座像悉尼这样充满魅力的城市，同样是一个奇迹。

很快，麦加利街(Macquarie Street)上段那优雅的建筑就被挡住了，我晕头转向地走在蜿蜒曲折的马路上，路两旁生长着叶似亚麻的千层皮树以及巨大的蕨类植物。我吃惊地发现，在巨朱蕉树上部的树枝上好像挂着许多裹在叶子里的大茄子。

作为一个以创意手法烹饪海鲜美食的时尚堡垒，石池餐厅（Rockpool）不仅吸引了悉尼人，也吸引了那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游客。

等等，我对自己说道，感觉自己就像是《魔域奇兵》里的一个群众演员：那些茄子在晃动。其实，它们是在一边扭动一边鸣叫，展开膜状的翅膀，炫耀着带钩的爪子和尖利的牙齿。原来，我恰好站在数千只灰头飞狐的下面，它们把植物园作为自己的永久营地，这会儿它们正在啃食着南半球最珍贵的植物。我开始意识到，悉尼是这样一种城市——在你喝完浓缩咖啡玛齐朵，走路不超过两分钟，就会觉得自己成了印第安纳·琼斯。

根据朋友希瑟的建议，我沿着弧形的海滨步行道来到“哈里的轮上咖啡馆(Harry’s Cafe de Wheels)”，霓虹灯招牌显示这家店创立于1945年。这家店在悉尼名气不小，看上去就像是那种你在世界各地的高速路两边经常看到的卖餐饮的卡车，车身花花绿绿全是手绘的壁画，还挂着帕梅拉·安德森(Pamela Anderson)、埃尔顿·约翰(Elton John，)、罗尔夫·哈里斯(Rolf Harris)以及其他知名客人的照片。我排着队，四周是穿着衬衣打着领带的商人和两个晒得黝黑的英国游客。我点单后，日本裔的柜台小姐递给我一个老虎派(里面是牛肉，上面是土豆泥和糊状的豌豆泥，馅饼的凹陷处还装着肉汤)和一个短粗瓶装的冰冻姜汁啤酒。

我在几码开外的水泥台阶上坐下。前方是灰色的海军驱逐舰；头顶的澳大利亚国旗在风中飘扬；海湾对面是延绵起伏的市区天际线，最醒目的是悉尼电视塔的望台；一只美冠鹦鹉停在我头顶的街灯上。

好吧，我一边用塑料叉子在馅饼皮里挖掘，一边对自己说，这算是完美了。我在一处被原住民称为“乌鲁姆鲁(Woolloomooloo)”的海湾，大啖味道颇佳的英式派(我还在上面加了一些印尼甜辣椒酱)。派非常咸，皮厚馅料足，与微辣的姜汁啤酒搭配起来正合适。我把“哈里的轮上咖啡馆”加到了越来越长的悉尼独特体验名单上。或许这里的食物不是定义悉尼的味道，但毫无疑问，要找到比这里的老虎派更具当地特色的食物还真不容易。

说实在话，我从来没有这么狼狈过。哪怕是点一杯咖啡，在这里你也得用完全不同的词汇：caffe latte(拿铁咖啡)得叫“flat white(纯白)”；要一杯Americano(美式咖啡)，你得说要“long black(黑咖啡)”。显然，我得找个专家聊一聊。《延续下来的野餐》(One Continuous Picnic)是一本讲述澳大利亚动人的美食历史的书，其作者迈克尔·塞门兹(Michael Symons)跟我在一家名叫布恩·里卡多(Buon Ricordo)的餐厅吃意粉的时候，试图向我解释悉尼及其美食的历史。“长久以来，澳大利亚给外人的印象是：澳大利亚佬是粗鲁、爱喝啤酒、爱吃烤肉的土包子，而澳大利亚的食物就是两素一荤，” 塞门兹解释说，“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移民，带来了意大利风格和其他欧洲风格的美食，这给我们的进餐过程带来了真正的活力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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