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为何成为新的“消费”热点?
2014年07月13日 14:36
来源:羊城晚报
12月,鲁迅为萧红的《生死场》校阅并写序言,并在他的帮助下,列入“奴隶丛书”自费出版。
张柠
萧红画像
1911年
6月1日端午节,萧红出生在东北呼兰小城。
图为1915年的萧红与母亲
1926年
萧红小学毕业,因父亲反对她去哈尔滨念书,失学一年。
1930年
7月,萧红初中毕业,拒绝包办婚姻,离家出走。进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读高中。
1931年
11月,萧红又找到了汪恩甲,并与他在东兴顺旅馆同居。
图为电影《黄金时代》中的汪恩甲
1934年
11月,萧红和萧军到上海投奔鲁迅。
1935年
12月,鲁迅为萧红的《生死场》校阅并写序言,并在他的帮助下,列入“奴隶丛书”自费出版。
萧红在鲁迅居所前留影
1938年
辗转西北的萧红和萧军在西安分手,萧红和端木蕻良返回到武汉。
图为端木蕻良
1940年
1940年1月17日,萧红和端木蕻良飞抵香港。
1942年
直到萧红逝世的44天里,骆宾基声称自己一直守护在萧红的身边。图为骆宾基
1942年
1月22日,萧红在香港圣士提反临时救护站逝世,享年31岁。
□羊城晚报记者 何 晶
如果不对“消费”一词有预设的贬义,那么,也许就不会否认作家萧红成为当下的又一新的文化消费热点的说法。因为,相对于那些已被主流文学史经典化的现代作家来说,关于萧红生平仍有不少谜团有待探究,关于萧红作品仍有很多空间有待阐释。萧红与汪恩甲、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等人的感情纠葛真相如何?萧红和鲁迅也有“特殊关系”?她是一个杀死儿子的狠毒女人?萧红的小说算得上百年经典?
由香港导演许鞍华执导的电影《黄金时代》将于今年10月1日正式上映,新的一波萧红热正在酝酿中——
引人关注的个人情感遭遇
羊城晚报:从2011年萧红诞辰百年开始,到现在似乎又出现了一股“萧红热”,关于她的影视作品层出不穷,包括霍建起拍的电影《萧红》,许鞍华的《黄金时代》准备上映,图书市场上也新出了不少萧红的传记。您认为这一波萧红热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萧红为什么会成为新的“消费”热点?
张柠:这一波“萧红热”主要还是影视带动的。萧红的私生活比较特殊和丰富,用镜头语言来重新诠释有比较大的发挥空间。另一方面,对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品进行解读,也还有很大空间。原来我们解读民国时期的作品,习惯用“启蒙”、“革命”这样一套传统文学史的话语,现在解读的角度多了,发现这些民国作家有更多重新诠释的可能,当然也包括用镜头影视语言来诠释。在公众传播层面,影视作品的传播效果总是比文字传播效果要好。
羊城晚报:其实在萧红之前,也出现过张爱玲热、林徽因热等,但是萧红和张爱玲不同之处在于,张爱玲的很多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但萧红则是自己一生的故事被搬上银幕。
张柠:张爱玲热首先还是作品热,在没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之前,她的小说就已经在年轻人中流传开了。萧红和张爱玲风格差异较大,我们一般把萧红放在“左翼”作家里讨论,把张爱玲当做“资产阶级”作家。张爱玲写的多是个人情感,而萧红更多的是写底层人民的反叛。但在萧红的所谓反叛背后,还有很多作为女性个体生命本身的觉醒,这不是左翼理论能够完全解释得了的。甚至包括她个人的遭遇,她所遭遇的不仅是宏大的革命叙事,还有个人情感遭遇的特殊性,我想这些是比较吸引人的。
羊城晚报:在文学史的叙述中,还是习惯将萧红放在左翼作家群中,她没有以自己的个体身份进入到文学史中。
张柠:在现代文学史定位中,萧红还是挺重要的,鲁迅对她也很推崇。问题是,1980年代以来,人们对狭义的左翼视角的兴趣大大减弱。如果可以找到超出传统阐释模式之外的进入方式,那么,许多现代作家作品可能会重新进入公众视野。我们发现,萧红的创作中的叙事和人物塑造,超越了那些人为给予的理论限定性,与现代美学有很多契合之处,比如叙事中的节制感和文体意识,符合现代美学风格;又比如,对女性经验的复杂性的表达,对生命力遭受压抑的多角度阐释,等等。
写出“不可能性”背后的“可能性”
羊城晚报:刚刚您说的是萧红在文学上的成绩,但另一方面是她的个人情感经历成为大众热议的话题,对大家热爱窥私的这种心理,您怎么看?包括之前张爱玲带有自传色彩的《小团圆》出版,也引发过一阵谈论热潮。
张柠:在大众传播中,名人隐私八卦总是一个兴奋点,这也符合人的某种心理。但如果研究者也用这样的角度来重新阐释作家,那毫无疑问是不成立的。研究者只有对作家被压抑的有意义的部分重新发掘,才有可能让这个作家从学术的领域重新出现在大众眼前。
比如张爱玲的《小团圆》,如果只是把叙事人物和真实人物一一对应,这种研究肯定不是它最主要的意义。张爱玲之所以迟迟不发布这部带有自传色彩的作品,就是害怕别人去做考证,把它作为纯粹的自传,其实她还是想突显作品的文学性。这部作品的意义在于,“小团圆”的不可能性。她年轻的时候就说,中国文化是一种“团圆文化”,只有家族意义的团圆才有意义,而两个人的小团圆在现实生活中是被压抑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她由始至终在写这种不可能性,所以她的作品呈现出一种“悲凉”的风格。只有在《倾城之恋》中,小团圆得到了部分实现,但代价十分昂贵,不但抛弃了白氏家族,而且还需要一座城市的沦陷。这是五四新文学中“解放”主题的曲折展开。无论是张爱玲热还是萧红热,它都并不是在说怎么谈恋爱,或者怎么小资,她们都写出了那个时代中“不可能性”背后的“可能性”。这就是文学的力量,无论它属于批判的还是感伤的。从这个角度说,她们都属于五四新文学主流的一脉。阐释的多样性所引起的民国文学热潮,使得那一段文学史所承载的精神现象,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羊城晚报:萧红个人的曲折经历一方面和她的性格有关,另一方面是她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知识青年对待感情的态度十分开放,当时是有这种“反叛”潮流吗?
张柠:五四提倡的“人的文学”中,包含了“个性解放”观念,也包括爱情和婚姻自由的观念。个性、恋爱、婚姻等等的自由,从观念上说没有问题,一旦落实到日常生活层面,便会漏洞百出。《伤逝》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个失败的爱情故事完全是男权主义文本,只有男性的声音而没有女性的声音。如果涓生、子君两个人都同时出来说话,问题不会像他写的那么简单。两个相通的观念相遇,同时意味着两个相对的身体的相遇,反叛什么?如何反叛?这正是萧红或者张爱玲创作中的巨大黑洞。
女性要有“一间自己的房子”
羊城晚报:也就是个人的生活和观念是不一致的,或者说生活细节是越出观念之外的?
张柠:对,为什么人们对女作家的私人生活感兴趣,因为私生活比较真实,它越出了观念的边界。伍尔芙认为,女性独立有两个前提,一是经济独立,一是有自己的独立空间(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国传统女性不但不缺一间屋子,她们本身就是一间传统家族文化中的屋子(东院西院,大房二房)。新文化运动让中国女性摆脱了“屋子”的地位,接下来就是寻找属于自己的独立的“屋子”。
冰心找到的是一间“育婴室”。她的语言,她的形象都是母亲式的,她那种摇篮曲式的声音,是从“育婴室”传来的声音。育婴室里的声音只能是一个传统的母亲形象,而不是独立的自由的个性解放的形象。
丁玲最终找到了一间“办公室”。她早期的“莎菲女士”的形象属于苦闷的反叛者的形象。女性独立需要独立的生存空间,丁玲一直在寻找,却一直没有找到,她最终找到的是一间“办公室”。办公室并不适合文学创作,只能传达命令、发布文件。
张爱玲找到的是一间介于“大公馆”(传统家族)与“小公馆”(现代家庭)之间的暧昧不明的屋子。她的人物可能有一间自己的屋子,但在这个屋子里同时有两种文化,一是她的父母兄弟的家族团圆文化,但在这种团圆文化的烛光照不到的角落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既无法见容于大团圆,又不可能实现小团圆的孤独的啜泣的女性。她们不缺吃穿,却是典型的孤独者。
萧红找到的只能是旅馆。作为左翼作家一员,她写底层女性的反抗;作为一位女性,她塑造了独立的、反叛的女性形象。她反对包办婚姻,离家出走。但她的生存空间在哪里?她要找到自己的屋子,但到死都没有找到,一直住在不同的旅馆,一生漂泊无根。
从整个20世纪女作家的经历来看,要么是在育婴室内当妈妈唱摇篮曲,要么是在办公室和男人一样传达命令发文件,要么是在团圆的烛光照不到的角落独自流泪,要么是一直在不同的旅馆中度过一生。整个20世纪文学中,女性实际上是非常悲剧的命运。
“不作死就不会死”?
羊城晚报:男作家呢?相比女作家,男作家的私生活一点也不比女作家少,但是大家并不会因此苛求男作家,但对女作家却是津津乐道的,甚至有些网络帖子用流行语来评价萧红,“不作死就不会死”。
张柠:把一个人的经历和遭遇完全转化为个人事件,它就变得特别八卦,并且对这种八卦的评价一定是简单粗暴的。从网络论坛的公众层面来说,不能苛求太多,因为对精神生活的要求,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这些帖子也许是吸引眼球,博人注意,简单粗暴地说一说。我们更应该关心文学表达的层面。
萧红虽然只是个体,但如果放在整个20世纪中国精神生活演变史里去讨论,就会发现它另一种意义。个性解放、女性解放、婚姻自由,它不仅仅和社会历史进步相关,同时和这个民族的个体精神生活相关。有些人讨论观念时说得很好,而落实到具体的生活细节上,实际上是非常保守粗暴的人,包括萧红遇到的这几个男性,都是比较前卫的青年作家,但在和萧红相处的生活中,实际上非常糟糕。他们并没有把所爱的对象放在一个和自己平等对话的位置。平等、自由、解放,只是被建立起来的话语世界,但在实际日常生活中,并不存在。
20世纪观念意义上的“生活”好像很先进,但真正意义上的日常生活的现代性,其实是未完成的。其中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情感生活或精神生活。当代男作家笔下的情感生活,写得很苍白。在这方面,女性天生有种敏感,还有很多理论没有触及到的边缘和角落,刺激人们做重新的探索。
羊城晚报:所以您对今天萧红重新进入人们热议的视野并不意外。
张柠:萧红重新进入人们视野,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她还有很大的阐释空间。现在大家关注民国作家,我认为民国作家有几个长处:一是被忽略的那批作家,他们的作品有一种柔软的品质,而不是冷硬的。二是尽管他们的西学也很好,但语言还是非常中国化的。三是他们的叙事语言比较朴拙,不人为地追求华丽流畅,这是“修辞立其诚”的古训在文字中的表现。保持中国文章的意境,又要将现代生活经验吸纳进来,这是他们当时追求的风格。
本专题参考书目:
《漂泊者萧红》 (林贤治,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萧红印象·故家》(叶君,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萧红印象·记忆》(章海宁,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萧红印象·研究》(章海宁,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我的婶婶萧红》(曹革成,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萧红传》(葛浩文,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萧红传》(季红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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