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与家庭的选择，为何还在困住女性？

近期的两部热播剧，掀起了关于女性应该选择家庭与事业话题的新一轮关注和讨论。

《好事成双》中张小斐饰演的的林双成绩优异，得过全球大学生程序设计大赛第一名；而《问心》中陈冲饰演的方竹清年轻时也是成绩优异、年年跳级。

不同的是，林双为了家庭放弃事业，方竹清为了事业放弃孩子，两个不同的人生路径，为什么呈现出来的似乎都是“失败”的选择，同样饱受观众争议？

▲《好事成双》林双

电视剧《问心》中，陈冲饰演的方竹清为了事业放弃儿子抚养权，导致母子关系难以愈合，是本剧讨论度较高的剧情。

不知是编剧的“疏忽”还是某种“偏见”，根据官方物料显示，周筱风35岁，方筱然28岁，妹妹只比哥哥小7岁。

▲《问心》宣传物料

而方竹清离婚时，周筱风至少6岁（第14集周筱风生日回忆有提及），也就是说离婚后短短1年就再婚生下了方筱然，这对于一个拼事业到没有时间看儿子的母亲形象，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网友对方竹清的评价几乎“一边倒”地形成了：“我不反对女性为了事业放弃抚养权，但她短时间内再婚生了二胎，对儿子的承诺听上去就像个笑话。”

有观众猜测她离开儿子的时候已经怀了二胎女儿，剧情仍在发展，也不无可能。

现实生活中为了「事业」离开孩子的女性，短时间内几乎不可能再次走进“围城”，除非她试图通过「婚姻」跨越阶层，实现所谓的事业腾飞。

所以编剧在方竹清这个人物的塑造上，到底是为了剧情牺牲了人物，还是本身就充满了偏见的凝视？

如果剧中将方竹清塑造成仅仅为了事业放弃抚养权，至今保持着单身的设定，那么这个年迈却孤独的母亲反而成了传统社会意义上被同情的对象，男主的拒绝和疏离更会加剧母亲的不幸处境。

而剧中恰恰相反，似乎是为了强化男主角被母亲抛弃的悲惨，对母亲方竹清的塑造令观众对她充满了敌意：

▲《问心》母亲方竹清与女儿方筱然

方竹清被塑造成事业家庭双丰收，不仅有个“小棉袄”女儿，还有第三任比自己还年轻的丈夫，三口之家总是充斥着温馨幸福的氛围，在这个家里方竹清也不需要下厨，而是她的“小丈夫”忙前忙后，俨然人生赢家；

▲《问心》周筱风

而周筱风的家是阴暗低沉的，他甚至要像个老年人一样打开电视，让声音充斥在家中，从而让观众更真切地感受他的孤独和凄惨，更强化了观众对方竹清的敌意。

在我们的社会文化里，夫妻离婚通常会默认年幼的孩子是跟着母亲一方的，女性放弃抚养权会成为“新闻”。在女性意识觉醒的今天，方竹清本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角色，有机会让我们看到苦苦挣扎在自我实现与血脉亲情之间的女人形象，而不是现在这样一个偏袒女儿猜忌儿子，还忘记儿子生日的冷漠母亲。

要知道，一个放弃抚养权的母亲，并不意味着放弃了对孩子的关爱，这一点上国产剧依旧保留着落后的刻板印象：

从2020年《以家人之名》中两个离开又回归的妈妈，到今年的《问心》里抛弃儿子又很快再婚生育的方竹清，这些妈妈形象的塑造都放大了她们的“自私”“冷漠”的特质，一直传达的都是：放弃孩子抚养权的女人一定就是“不爱”这个孩子，会给孩子造成严重的心理问题。

无论影视剧是否有这样的意图，都在传播过程中存在对女性的“规训”：不要试图放弃孩子去追求事业。

▲《以家人之名》

2021年理想国纪实出版的《回归家庭？》一书，副标题是“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序言中提到父权制下男女离婚的区别：尝试离婚的妇女如果要获得子女的监护权，那就是太劳累、太昂贵的解放之路，而通过离婚逃脱责任的丈夫却能再次轻松选择青年妇女共筑爱巢，父权制的优越可以继续由男人达成的支配权力维系下去。

相比于为了事业放弃孩子的“方竹清”，为了家庭放弃事业的“林双”则更为常见，相比于前者无法消解的道德困境，后者则容易处于无所适从的价值迷雾之中。

▲《好事成双》

《回归家庭？》中有数据显示，英国收入前20%的家庭中，越来越多的妇女辞掉了工作去照顾孩子；英国有超过200万的全职妈妈，其中约34万（17%）过去都是专业人士。《回归家庭？》中采访了35位全职妈妈，她们绝大多数都和林双一样，接受过高等教育，有的甚至拥有博士学位，丈夫也都和卫明一样多为中产精英的形象。

《好事成双》第一集不仅明示了林双过往的专业成绩，还密集型地展示了她在处理繁杂琐碎的家庭事务上的综合能力，这种家庭事务不是打扫卫生，而是高收入家庭的家庭资产管理、人脉关系维护、孩子教育规划等家庭内部事务。

▲《好事成双》林双

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非常“返古”，甚至可以让人联想到《知否》中顾廷烨和盛明兰“朝堂与后院”的分工。

近年来国产剧似乎迷恋“双强”的设定，主打棋逢对手、旗鼓相当，才是好的爱情。而随着阶层越向上，男性拥有的社会资源和物质基础越雄厚，这个家庭的父权制结构往往就越稳固。

在这种背景下“双强”就是一个伪概念。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林双和明兰的“强”，都只能被禁锢在“后院”，而她们丈夫的“强”却可以被社会制度赋能，从而形成绝对性的差异。

渣男出轨只是影视剧提供给观众的烟雾弹，本质是一旦“林双”们想要翻越“后院”的高墙，试图进入男性占主导的公共领域，和丈夫形成竞争局面，两个人的婚姻关系就会岌岌可危。

试想《知否》中以盛明兰的性格能力，如果也可以封侯拜相，她和顾廷烨是否还能维持这种看似“棋逢对手”、实则“分工明确”的婚姻局面呢？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现代职场环境对妇女，尤其是母亲非常不利，妇女仍旧遭受着‘母职惩罚’，如今在预测薪酬不平等时，母亲身份成为比性别更有效的指标，妇女在生育前拥有的优势，如学历、早期职业经历等，在成为母亲后消失殆尽。”

——《回归家庭？》

让雇佣者认为成为母亲后的女性无法“胜任”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安妮-玛丽·斯劳特在《未竟之业》中提出的“有害的过度工作文化”（toxic overwork）。

“在这种文化下，工作一直处于危机模式，理想的员工永远在忙活，永远清醒着。”

而男性作为无须承担生育压力的群体，自然被牢牢绑定在公共领域，对于高收入家庭的女性而言，放弃带薪工作转而回归家庭，本质上是觉得“不公平”“性价比太低”。

而社会文化却将这种选择归咎于“个人的选择”：“说到底是她们自己不适合那种需要雄心壮志、要求高的工作。”

而2012年安妮-玛丽·斯劳特发表《我们为什么不能拥有一切》，这位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的首位女司长，任满两年后决定离职，她用亲身经历说明了长久以来美国职场妈妈面临的职场文化障碍，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

▲安妮-玛丽·斯劳特《我们为什么不能拥有一切》

斯劳特指出那些关于“个人选择”的漂亮话不切实际，呼吁莫再指责妇女未能做出或实现正确的选择，她指出，除非职场规范和成功职业路线的观念发生实质性转变，不然虽有野心却选择止步青云之途的女性可能会远多于男性。

在我们国家，也有女性为改善“有害过度的工作文化”在努力，今年2月，全国政协委员、《芈月传》作者蒋胜男公开反对“996”工作制，提倡企业实行“888”工作制，切实落实八小时工作制，加强《劳动法》对劳动者休息权的保护。规范的工作制度，不仅有利于更多女性进入职场，也有利于男性退一步将精力投身于家庭事务。

▲全国政协委员、《芈月传》作者蒋胜男

父权体系之下，并不是所有男性占据优势和红利，一个向往家庭生活的奶爸会被认为是loser，一个性格柔和举止优雅的男性会被叫作娘炮，一个背负房贷压力的“一家之主”也没有资格在职业上做任何有风险的选择。

社会期待对于男性的枷锁使他们不愿意也不敢后退一步，退守家庭似乎意味着彻头彻尾的失败。

近期《再见爱人》里傅首尔和老刘的婚姻又被诸多营销号定性为“女强男弱”，而观察室里嘉宾之一的papi酱和丈夫老胡也是传统意义上的“女强男弱”。但实际上，一方在经济能力上有优势从来都不是婚姻破裂的原因，心理上的强弱差距才是。

▲《再见爱人3》

如果在经济上占据优势的一方就觉得自己理所应当发号施令，居高临下地对待伴侣，或者另一方始终觉得自己是社会竞争的失败者，受困于社会眼光而产生自卑感，这种心理上的距离和隔阂才是婚姻破裂的根源。

当越来越多的女性想要走出去一步，而男性不愿或者不敢往家庭退一步，就必然造成双输的局面。

婚姻的多元化评价体系需要社会接纳不符合传统社会的“男女分工”——

去认同那些愿意牺牲家庭时间的女性，不去苛责一个连续加班一周没有见到孩子的母亲；更不该夸大母亲忙碌对孩子造成的心理问题，而对更多父亲的缺位视而不见；同时也一样鼓励没有“事业野心”、到点打卡下班，但努力承担家庭事务的男性。

当全职爸爸不再成为小区里的“焦点”，当成功女性不再被提问“你是如何兼顾事业和家庭”这样的问题时，也许我们就距离男女平等更近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