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绥铭：中国女性的性革命才刚刚开始

性教育应具有学术性

记者：在网上，我看到有一些学生对你的性社会学研究很好奇，想报考你的研究生。另一方面，大学的性教育相当欠缺。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能互为因果。现在，大学性教育的整体状况如何？性教育课程有成为全国高等院校必修课的可能吗？

潘绥铭：我认为，在大学本科阶段，所谓“性教育”应该更加具有学术性，也就是引导大学生去分析全人类的和全社会的性（Sexuality），而不仅仅是解决自己个人的性问题。国际上的大学教科书中，关于Sexuality的都是这样的内容。

中国在这方面很欠缺，但是最近十年也有很大的发展。在1985年的时候，连医学在内，只有我一个人开设关于Sexuality的课程；但是到2012年，仅仅据我所知，除了医学，已经有11位老师在大学开设这样的课程，只不过名称并不统一而已。

至于何时可以成为必修课，我不这样看问题。首先是因为Sexuality课程不是宗教灌输，没有必要搞“大一统”和“一刀切”。总会有些老师有志于开设这个课程，政府和大学所做的仅仅是不禁止即可。我们性社会学研究所过去就资助过这样的老师，今后也将如此。但是，我们没必要去呼吁当局允许，而是要对任何一级行政领导的禁止进行问责。

其次，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日，如果大学生真的对Sexuality感兴趣（包括自己希望获得帮助），那么即使没有课堂教学，也完全可以自己主动搜索到，而且往往内容更多。真正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东西，直到今天还在阻碍着大学生这样做？

记者：你带的研究生主要有哪些学习内容？毕业后，从事性教育、性社会学研究的多吗？

潘绥铭：我已经有14位博士生和2位博士后毕业，他们主要是在各个大学中任教，其中至少有4人已经开设了与Sexuality有关的课程，其他人将来都有可能开设。这既是我的奋斗目标，也是我人生中最为欣慰之事。

还有一位女生去了国际著名公司做客户研究，录用她的最主要理由恰恰是因为她随我在红灯区做田野调查3个月之久。该公司认为：在中国，如果连“小姐”都能调查，那么调查我们的用户就不成问题了。

我的博士生在校期间，除了理论学习与研究之外，每个人都曾经出国进修或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有些是多次。他们也都参加过我组织的各次性调查，只不过调查内容不同而已。但是他们的博士论文，主要是他们自己独立做调查的成果，并不是使用我组织的调查的数据。总之，由于中国的性研究的圈子很小，因此他们在毕业的时候，基本上已经站在学术前沿上了。

谈农民工性需求有炒作嫌疑

记者：农民工常年在外，性需求难以解决，形成了一批“临时夫妻”。你对这一现象怎么看？

潘绥铭：《性之变》中，有一些关于“不婚同居”的论述。我认为，所谓“农民工的性需求”，多少有些炒作的味道，甚至有贬损底层人民的嫌疑。怎么不去讨论讨论那些长期住在国外的使领馆官员、工程师、商人？

记者：今年，时常传出中小学生被性侵的新闻，其中包括男老师对小男孩的性侵。我们大多会关注受害一方，但可能也需要了解施害人的动机、心理。你对这一类事件中的施害人，有怎样的观察和思考？

潘绥铭：我要反问：这样的事情，以前就少吗？不是针对中小学生的性侵，就一定更少吗？或者说，以前性侵中小学生的人、现在性侵非中小学生的人，就一定更加可恨/不可恨吗？国际上，对于广义的强奸犯的研究已经至少有100年了，对策也多如牛毛。为什么我们不引进呢？这才是真问题。

记者：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工具的迅猛发展，为一部分人的性需求提供了某些隐秘的出口，尽管其中暗藏诸多不确定、危险，但通过新兴工具解决性需求的势头仍然强劲。新兴工具之于性，在你看来，是潜在的危机还是挑战？

潘绥铭：这在《性之变》中已经讨论过了，可以再补充一点内容：一切新发明和新技术，只要有可能，都会迅速地运用于“性”的方面，但是迄今为止，它们仍然属于雕虫小技，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类之性。例如，避孕套难道不是保障“奸情”不带来后果的灵丹妙药？可是要想建立“奸情”，不还是要靠人类相互交往的老一套规则与技巧吗？真正足以改变人类之性的，是比尔·盖茨所说的“虚拟现实”电脑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