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命虫师”因研究被不同昆虫叮咬的刺痛感获奖

“人们挥舞着手臂，尖叫着跑开，这还不算胜利吗？”

施密特第一次想要设计一个疼痛量表，还是上世纪80年代。那时，他已经研究昆虫10多年了。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人类对生物的研究也转向微观层面。

“我不是为了显得‘酷’才做这件事。”施密特解释说。针对昆虫叮咬后产生的疼痛，科学家所能做的就是量化，分析出毒液的成分、作用机理，以及制定一个衡量疼痛的尺度。就像人们研究辣椒，也是制定了一个以用糖水稀释到多少倍才感觉不到辣味的办法来衡量辣度。

但疼痛的判定显然没有那么简单。不同昆虫分泌的化学物质不同，酸碱度只能帮助大致判断疼痛程度。而一只昆虫分泌物中，一般含有30种以上的成分，人们对它们的协同作用更是一无所知。

施密特之所以被吸引，就在于人类与昆虫之间的这场拉锯战，充满了高科技的意味。

毒液进入人体后，首先会降低体内酶的活性，破坏伤口附近的细胞，其中占一定比例的是神经细胞。这些“将领”遭到损害后，会进入紊乱状态，胡乱发出信号，进而导致身体的失控。毒液仿佛不断地解码人体数据，让周遭环境变得更适宜自己生存和传播；人类免疫系统则试图将消息传播出去，调动更多的身体机能来稀释和分解毒素。

可怕的是，有的化学物质会阻碍血液流动，让引起疼痛的物质停留在伤口附近不被稀释和分解，痛感也就不会减轻。这些分泌物还会在空气中扩散，向其它昆虫发出信号，召唤它们共同抵御外敌。这样看来，人类还处于下风，唯一的胜算在于庞大的体型。

施密特警告人们，不要轻易惹怒昆虫。有的蜂类之所以被称为杀人蜂，就在于它们会追着人跑几十公里，留下数百个包。毒液累积起来就很可能导致死亡。曾有人在南非被蜜蜂追到了河里，蜂群密集到每次他起来呼吸，嘴里就能吸进几十只蜜蜂。直到4小时后，蜜蜂才散开。第二天，医生在他身上找到了2243个包。此外，大概有2%的人对蜂类的叮咬过敏——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比例，严重的免疫反应也会夺去生命。

不过对昆虫而言，造成疼痛的意义远大于杀戮。让入侵者感到难受，以为自己遭到了远比实际严重的打击，自然会敬而远之，昆虫们生存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人们挥舞着手臂，尖叫着跑开，这还不算胜利吗？”施密特笑着说。

“我从来没有故意被它们咬过”

施密特的研究生涯中，最严重的一次叮咬事故是在哥斯达黎加遇到了黑蜂。他本要拜访一位朋友，但在路上，敏锐的昆虫嗅觉让他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黑蜂巢穴。这种蜂类以筑穴的建筑美学和护巢的坚定决心著称。全副武装后，他逐步接近，却仍然被咬出了好几十个大包。“我实在没有想到它们穿透防蜂服的能力这么强，但我别无选择。这些昆虫太美了，我需要它们。”施密特事后向朋友解释。

尽管红色和黑色的伤痕遍布面部和颈部，施密特还是觉得激动。这些小生物有没有优雅的外形，或是鲜艳的颜色，都不重要。真正的美人，要有最独特的攻击方式和最精妙的毒液。

那也是他唯一一次见到黑蜂。

1990年，施密特疼痛量表的第一个版本问世。“我从来没有故意被它们咬过，”施密特常常面对哗众取宠的质疑，“我确实很想要数据，但我一点也不想被叮。事实上，我经常处在被叮的焦虑中。”

相比之下，和施密特分享“搞笑诺贝尔奖”的史密斯就显得刻意多了。让他获奖的，是亲身实验出的一张“被蜜蜂蛰疼痛地图”。他安排蜜蜂叮咬了自己身上的25个部位，然后打出了1分到10分的疼痛评分。

然而，再细致的评分也无法让人感受到疼痛。如果去读“施密特疼痛量表”，几乎不可能不感受到疼，伴随着耳边嗡嗡的恼人噪声和腿上有昆虫簌簌爬过的毛骨悚然。不过，施密特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找到准确的语言对他是很大的挑战，“毕竟我们没有那么多形容词描述疼痛，就像形容气味一样”。

获得“搞笑诺贝尔奖”，施密特拿到了一笔“天价”奖金，有10万亿元，不过只有一张钞票，是一文不值的津巴布韦币。这个奖项使他成了“网红”，“疼痛鉴定大师”是他最广为流传的外号。很快有出版商找到他，将他获奖的量表和科研经历编成了书，名叫《野性的刺痛》，取得了不俗的销量。通过这本书，施密特希望让人们认识到昆虫的美。

亚伯拉罕斯认为，“搞笑诺贝尔奖”的这些研究可能看上去无关紧要，甚至荒诞可笑，但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这才是科学研究的真正目的，而不是职务升迁或发表论文。人们对科学的成见也在改变，它不一定是枯燥乏味的。

至今，施密特仍然缓慢更新着疼痛量表。很难想象，他已经69岁了。在一篇论文中，他写道，“35年过去了，我们还是没有弄清楚它损害神经的生化机制，昆虫的毒液中还存在着太多的未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