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昨去世

新闻

我到了85岁才离开办公室。我的世界小得不得了：半张小桌子，半间小屋子。

——周有光

后拐棒胡同的入口在朝内大街南侧。这里距离国家语委约7公里，两地需跨过故宫中轴线，约20分钟车程。

这是周有光生前上班，日日要走的路。

胡同的一侧是气派的银行大楼，另一侧则是临街小卖部，用纸板做成门牌标识。往里走，能看见一栋淡黄色外观的老楼房，这是语委的宿舍。

楼的外观有重新刷漆的痕迹。在关于周有光的报道中，这栋楼曾被描述成“灰色小楼”。一提起周有光，门卫熟稔地用手指了指，“就在那儿，你跟着他进去就行。”

昨天下午，胡同里来了不少媒体记者。他们鱼贯而入，挤在周有光家所在楼层的一米宽楼道里。

“访客太多，一天能有七八个。”在邻居和老同事看来，持续不断的来访，对老人家的身体是个挑战。

他的创作却未受影响。事实上，周有光一生笔耕不辍。百岁高龄时出版《百岁新稿》，104岁完成《朝闻道集》，110岁时仍有《逝年如水》和《从世界看中国》两本新书问世。

生前，他每天都要读几份报纸，国内外的大事小情，往往都要评论一番。堆在案头的报刊，他都用红笔密密麻麻画线标注了。毛晓园记得，舅舅时常跟自己说，“今天又有一件新闻”。

而在昨天，他的去世，成了“新闻”。

拼音

汉字为主、字母为仆。字母的任务是侍候汉字，不是代替汉字。——周有光

周有光回忆，1950年之前，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有很多争论。究竟是用国际通用的字母，还是根据汉字来创造字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写了本书，叫《字母的故事》，讲述世界各国字母几千年的历史。“后来就决定采用罗马字母。因为我们要走向世界，一定要采取世界共同使用的东西，就是字母。”

上世纪50年代，汉语拼音曾遭很多人的反对。“当时有人认为中国有五千年文化，干吗要用帝国主义的字母。”据媒体报道，周有光曾谈道，反对最厉害的就是JQX，“有人说我姓邱，那我就是阿Q先生了。我们跟他说，不要怕，英文里面的皇后也是Q开头的。”

26个字母，花了三年。直到1958年制订的《汉语拼音方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国才有了自己的标准。同年秋季开始，《方案》作为必修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

周有光也开始在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讲授汉字改革课程，讲义《汉字改革概论》也于1961年出版。

1979年4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在波兰华沙召开文献技术会议。周有光在会上发言，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

据媒体报道，周有光提出的汉语拼音方案的出台，不仅使华夏五千年的汉字语言从此有了标准、规范的读音，还使学龄儿童能够提前两年开始阅读名著。

错位

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周有光

周有光的人生轨迹，原本应沿着一条截然不同的轨迹展开。

他的曾祖父既做官，也兼营实业，家中阔绰。道光年间，太平军起，曾祖父守城未果，投水尽节。到周有光1906年出世，周家早已中落。这是他一生错位之始。

1923年，他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在亲友的“众筹”下，17岁的周有光凑齐200元学费，从苏州启程，踏上了东去的列车。和多数江浙同乡一样，他选择专研经济学。

毕业那年，按学校传统，他应该去美国继续深造。但其时，周家并无法承担这一费用。最终，在岳父赞助下，他和妻子张允和东渡日本，继续深造。

周有光晚年回忆，自己本打算投帖京都大学经济学家河上肇门下，这一计划随对方因“左倾”被捕而不得不修正，改为专攻日语。

这是他的第一次错位。

一年后，因妻子怀孕，夫妇二人回到上海。在友人推荐下，周有光进入银行工作。之后，他辗转上海租界、纽约华尔街，俨然“金融才俊”。

1949年，上海解放，身在美国的周有光一家随即回国。在他看来，从事金融行业多年，正可为新中国经济工作出力。

迎接周有光的，又是一次错位。1955年，时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他，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会议后，突然接到通知，调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

“当时我说，自己是业余搞语言学、文字学的，是外行，留下来恐怕不合适。领导回答，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就这样，我离开了经济学界，到了语文学界。”周有光回忆。

那年他50岁，“半路出家”，一头扎进语言学中。

这一次错位，便是大半生。

(李佳钰对本文亦有贡献)

采写/新京报记者王煜曾金秋

编辑：艾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