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家举债娶亲：直击甘肃天价彩礼

婚姻的再生产

理论上，结婚成本越高，农村男青年结婚应越困难。然而在笔者的家乡，目前尚未出现这种情况。婚姻再生产依然在继续。在天价彩礼、天价婚姻的背景下，农村的婚姻依然能够维持着再生产，这不得不归功于农村特殊的环境。

其一，根深蒂固的“任务观”为农村父母给儿子娶妻提供了价值基础。在陇东的很多地方，父母将给儿子娶媳妇等作为其人生中的重要任务。大人们常说，“把孩子学供出来，媳妇给娶了，我的任务就完成了”。因此，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很多父母会早早地攒钱，为儿子结婚做准备。所以，即便需要承受日益上涨的彩礼、结婚费用，青年男子的父母也会一边感叹“给儿子问不哈（找不到）婆姨了”，而另一边又在四处为儿子打听对象。

其二，彩礼的转移支付也成为农村婚姻再生产的重要动力。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在全国性劳动市场和婚姻市场的统一以及阶层分化等因素的影响下，农村的彩礼、婚姻支出不断上涨，但是上涨的彩礼并没有完全成为某一个人的私人财产。相反，大部分彩礼成为婚姻市场中流动不居的婚姻资本。表面上，彩礼由男方家庭转向女方家庭，女方家庭暂时拥有了这部分资金，但事实是，大多数女方家庭同时也是男方家庭。女方家庭通过嫁女获得了彩礼，而其在娶妻过程中又转变成为男方家庭，因此这时的男方家庭又需要向另一女方家庭转移支付彩礼。因此彩礼始终处在不断地流通或转移支付中，并在这个过程中推动了农村婚姻的再生产。只有那些只有女儿、没有儿子的家庭，彩礼才会停止流通和转移支付，成为家庭的私有财产，进而成为消费资本。 

其三，亲族的帮助是农村青年男子娶妻的重要保障。对于大多数农民家庭来说，一下拿出几十万现金十分困难。所以在儿子结婚需要钱的时候，农民首先会想到向亲族寻求帮助，在他们看来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这种理所应当甚至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我大伯的儿子即将在半个月后结婚，但是这些年大伯并没有攒下太多的积蓄，而大伯的儿子结婚又要10万元彩礼，还要给儿媳10万零花钱，此外还要给儿子买辆车。但是大伯能拿出手的钱只有10万。过年这几天，大伯三番五次地给亲族里的亲戚打电话借钱。大伯给我父亲打电话时是这样说的：“你无论如何要给我想办法凑两万块钱，你必须给我靠住”。除了向我父亲借了2万，大伯还向大姑借了一万，向我二姑借了一万，还向我的几个表哥表姐各借了一万。这些人有很多背着几十万的贷款，但是他们在大伯求助时，都没有拒绝，反而将这当做一种义务，一种作为亲戚的义务，大伯给儿子娶媳妇，亲族凑钱是应该的。他们甚至觉得，如果我的大伯一分钱都没有，即便借钱也要帮他。

其实，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由于在他们的内心世界中早已形成了亲族间互相扶持的权利义务观，所以在亲戚遇到困难时他们理应搭把手，使自己在遇到困难时，也可以有底气向亲族寻求帮助。另一方面，向亲戚提供帮助也涉及自己的面子。在农村社会里，潜在地形成了这样一种权利义务观，如果在某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尤其是在儿子娶妻这样的人生大事面前，作为亲戚有义务帮助其完成这一重大“任务”，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会被村里人笑话。正是这种亲族观和权利义务观的存在，使得农村父母能够在这一重大挑战面前有喘息的机会。

正是根深蒂固的“任务观”，彩礼的转移支付以及亲族的帮助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社会机制，使得陇东地区的农村家庭在天价彩礼的重压之下仍能维持婚姻再生产。一旦这一机制被破坏，农村的婚姻再生产秩序就会出现巨大的变动。届时，“单身者舞会”极有可能出现在中国的农村大地上。

原标题：天价彩礼下，农村婚姻如何再生产

文/梁伟，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