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14日，“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巡回展”杭州巡展结束前一天，由浙江省美术评论研究会、美术报社组织，浙江一批美术评论家就这一重要的展事活动，举行了座谈会。与会专家从主题性创作、艺术作品的风格等不同层面，就这一持续数年的重大美术活动进行了积极探讨。座谈会由《美术报》副社长蒋跃，美评会秘书长范达明共同作学术主持。以下为座谈会纪要摘编，以发言顺序为序，未经本人审阅。

国家强盛才有能力来做这项创作工程

骆献跃（浙江省美协秘书长）：这个展览是接上了刚结束的“浙江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展览”。因为多次地参与其中的一些工作，对作品熟悉，体会也很深。这些作品确实很震撼，每一次接触都有不同的更深刻的感受。那么庞大的展览规模，那么多数量，尺寸那么大，作品那么精，汇集了那么多美术家来做这个事情，可能以后也不一定会有。这次巡回展在杭州展出，在美术界和社会上影响也非常大。我认为，我们美术家在参与过程中没有辜负国家的期望，花了大量的时间、大量的心血，投入非常多的精力来做这个工作。这说明，是这个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国家强盛了才有能力来做这个创作工程，艺术家也才有这个机遇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要感谢这个时代，也感谢艺术家能为国家创造那么大的艺术财富。

关于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

王平（美术报副总编）：针对这个展览，前不久文化部组织了这个展览的全国理论研讨会，是在浙江巡展开幕的时候召开的。我在那个会议上有个发言。我们不仅是通过这些画来回顾历史，更多的还是以现代人的眼光来诠释历史，艺术地描绘这个历史。合理的想象跟艺术的发挥要结合历史的真实，对历史有几种态度：“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强调我们当代人的理解；还有一种，就是你要还原到历史的真实环境来认识历史。作为一个以历史为题材来创作的作品，它与美术图史还不是一样的。通过文献展示厅的草图，我们可以看到，创作者还是有充分的艺术再创造来创作的。所以我觉得，这些作品给大家思考性的东西很多，面对一个具体的历史情况，我们今天的作品怎么去表现？这还涉及创作的手法问题。极少数也采用了变形、夸张的手法，但整体的绘画语言还是现实主义的。近些年，艺术家不太爱画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也难得机会这么去画，这次集中了全国一些优秀的画家，推出一批作品，工程本身是值得肯定的。

体现了国家形象与历史真实感

周绍斌（浙江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教授）：第一，展览非常好地体现了国家形象。它通过中宣部、文化部、财政部这样的政府部门出面来组织，代表国家的一个形象，意义非同寻常。比如说《新中国诞生》、《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历史的审判》，还有《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甚至也包括前面的《开创共和》、《黄埔军校》等，都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个国家形象，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一种尊严，也可以说是一个大国气象的展览。这样的展览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工程。第二，这是一个主流的历史题材展览。作品都是通过重大历史事件来呈现，艺术家们尊重了真实性，有的甚至是一种纪实性，站在作品面前就仿佛置身于已经过去的历史，给人历史的真实感是前所未有的。第三，艺术对话的方式是写实的、具象的。普通观众能读懂的艺术语言，使历史的真实性得到有效展示。有的作品对话的方式也是和以前有雷同的，而这种雷同不能说是一种贬义，应该说也是继承的。第四，展览也有个性表现。有的艺术家也非常主动地试图用一种个性化的语言来探索如何表现真实的历史。大部分属上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的一些表现的语言，是艺术家们对历史题材、历史事件的一种独特理解，这也是取得的一个成就。另外，文献展比较有意义，它帮助观众从背后的故事来丰富理解已经成型的作品，知道在创作后面有艺术家的一种思考过程，有对艺术语言追求的一种程序，或者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探索。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形式，特别适合美术学院教导学生、创作者来学习和观摩。

让近现代史进入美术史　让美术史进入近现代史

曹工化（职业艺评家）：国家花这么多钱，集中了可以说在我们中国最好的美术家，用这么多年，搞这么一批作品，是有史以来古今中外都没有的，它的投入、它产出的作品，这个工程本身就应该留在美术史上。它证明了一个国家是这样重视美术的，它表明在整个国家的结构里面，已经把美术放到这么重要的位置了。所表现的这段历史，早已作为爱国主义的教育内容进入了我们所有的教材。但我觉得这并不是把它当做一种历史题材的宣传，如果是普及近现代史教育的宣传，那么电影、电视与历史教科书，就比美术的力量大得多。这个工程可能有两个方面原因：一个看艺术家如何理解历史；二是在今天看，艺术的武器还能对近现代史“说”什么话，这才是目的。这是一个双向关系：让近现代史进入美术史，也让美术史进入近现代史。只有一个国家这样来理解美术史和大的历史关系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样的工程。所以它的启动方向就是成功的。但是，为什么只有油画、国画，雕塑这三种画种？我想，表现重大历史题材，版画应该最擅长。版画曾经是最具战斗力的艺术形式，但是现在看不到了。另外，连环画也是。如果说宣传爱国主义的话，连环画是能起到最大作用的。我觉得这次在美术品种结构上有一个缺陷，是不是这三个画种在我们当代有话语权，其他的小画种话语权不够，在利益博弈、在话语权博弈的时候它被淘汰了？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的技术要跟上题材时还是有差距的。没有看展览时我在想，现在画家的技术肯定比历史上所有画家的技术都好。但结果发现两个问题：第一，我们过高估计了现代画家的技术；第二，技术是有指向的，当面对重大题材的时候，发现我们的技术不够用，平时的储备不足。为什么呢？第一，平时是不画重大题材的，这个题材你以前也是没有面对过的；第二，你对它的理解不是短时间就可以理解的，是要你一生去理解的。由此反观我们的教育体制，发现我们的美术教育并没有针对重大题材，这个也给了我们一个思考。

当我们进入这个重大题材的时候，我们要和历史学家“历史”笼罩在一起，这是一种方向。它是一个宏

大的方向。此外还有另一种方式，它是我个人的：我自己怎么样来看这个历史。我觉得这个更精彩。因为主流的历史方向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你个人如果对这段历史是刻骨铭心的，对这个题材他是有感动的，有个人的感动在里面，这样去画历史才会留下美术家个人的印记。

如果从技术方面看，在油画、国画、雕塑三个画种上，我觉得国画在表现重大题材的时候是相对弱势的，它和油画、雕塑不能比，为什么？是不是国画没有办法表现重大题材？我觉得国画是最累的，它拼命想画得重大，但是它再重大还是没有旁边油画重大。因为国画在整个传统的技术库里面，它表现重大题材的技术是不多的。于是我们在思考国画表现的时候，是不是要引进或者创造一些新的技术手段来面对重大题材？

中国画创作表现重大历史题材的问题

王源（浙江现代画院总经理）：“历史画、重大题材、创新”，这次会议三个关键词可以引导我们思考这个展览。不过对曹工化讲到中国画不适合表现重大历史题材这个问题，我有些不同的观点。首先，重大历史题材是围绕人物来展开的。从唐朝开始，包括到敦煌壁画都有重大题材。两宋的画院也养了一批人来画，像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都是。我觉得中国古代的历史题材，相对来说有几个重点：一个是为帝王歌功颂德的，比如说汉朝和唐朝的功臣系列像，都要用图像来进行一个解读；二是到了敦煌壁画更偏向于宗教。因为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演变与西方走了相对的两条道路，我们一直主张以教化来治国，而西方逐步形成一种通过对法律和人文的尊重来支撑国家的政治延续。另外，西方的历史形态跟中国不一样，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战争往往意味着一个王朝的终结，所以在战争这方面的表现确实少一些。但不意味着中国那种丰富的人文底蕴，包括中国画所能承载的美学理想无法去驾驭当代的社会环境。我觉得巡回展是在当代主旋律历史观指导下的一次图像文本的集中展示。在这里面，从历史画的语词来拆分的话，一件历史画作品既要承载历史，又要表现技巧，可能作为作者，更多的是思考技巧的问题。新中国建国60周年以来，作为美术创作者的身份经过了两次改变，比如说描绘开国大典的中国画作品《新中国诞生》，因为同样的立场，董希文原先就有一件非常杰出的油画作品《开国大典》。可以说董希文他是当时这一事件的亲历者，而现在的《开国大典》这幅作品的作者唐勇力老师，他只能通过史料的研究，从一些健在的历史学家包括当时在场人员的回忆来重构这个场景的。这两件作品可以比较一下。我觉得董希文作品突出表现在人物情绪的处理上，一个新政权的诞生，那是在人们非常向上、亢奋的一种状态下所带来作品的张力。而我们现在看待历史可能更冷静一些，但是能不能达到当时的那种感染力，我觉得不能简单地用时代越进步作品也越进步来加以评价。

在重大的历史题材创作上，对于人物所处的环境，画家在截取历史空间的时候，空间的描绘是非常重要的，在真实的基础上有适当的取舍是可以的。有些作品局部描绘得过于精细、强化，超级写实以后，无助于整个画面情绪的表达，反而容易分散注意力。

希望有更透明、参与性更广泛的操作模式

潘嘉来（人民美术出版社特约丛书主编）：人类或者一个民族的文化艺术成果，总体上来看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在历史上，也存在国家意志参与艺术品创作，或者成规模地收购艺术作品，从而形成艺术创作的高潮和重要历史时期的例子。这次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有一个报选题的流程，统计显示，参与报选题的画家有一千多人，说明美术界有很高的参与热情，而后来真正能够参与到这个工程中来的画家却并不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这样一个大的文化工程是否应该采用更加透明、公开的操作方式。国家工程是有招标的强制性规定的，所以是可以参照招标的方法的。全国美展是一个较好的模式，上到美术学院教授，下到县、市级文化馆馆员，人人可以参与竞争，而历届美展基层画家获奖的也不在少数。如果这个文化工程能够采用更为透明、参与性更为广泛的模式来操作，那么相信会真正成为美术界全体的一件盛事，同时也更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社会诉求。另外，在许多工程的操作系统中一般都会设立一个干预的机构或者机制，这次也成立有一个艺术指导委员会。还是以建筑工程做例子，这个领域曾经是受干预比较多的。现在倒是有了一些改进，至少是在面对古建筑修复工程时，大家都知道国际上有一个最小干预的原则，目的是要保护古建筑的真实信息。总之，在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当下，国家的文化艺术项目，也要探索一套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操作模式出来。对于艺术家则要提供更为宽松的创作空间，要以最小干预为原则，把艺术创作的主动权和决定权交还给艺术家。

在题材限制与表现自由的矛盾中发挥创作激情

宋永进（浙江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该展览我有一个预期，想象当中应该更好，看了之后觉得留下良好印象的作品虽然不少，但引起我真正很震撼的作品还是不太多。为什么？我想从艺术家的角度来讲可能存在一个矛盾吧。一个是限制，一个是艺术家表现的自由，它是一种矛盾，艺术家自始至终都是在这种矛盾状态中作画的。其实这种情况不管是西方还是中方，历史上还是很多的，有一些经典名作在起初仅仅就是画家所接的一份客户“订单”，也是在限制中创作的。当然要在各种限制中画出非常优秀的作品是不易的。比如说我们在画中国历史题材。一个制约或局限是，我们是当代人，而历史都已经过去了，比如《开国大典》跟后来画的同一题材作品，那个时期人的那种气度、思考、感情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再去画这个东西还有没有这样的感情，这确实是一个问题。还有题材本身，可能在选择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同一个题材，尽管都对这个东西有感受，但是这个题材只能由一个人去画，自己可选择的余地也很小，所以题材也是一个局限。还有绘画语言的局限，画这样一种形式、接受这样的大主题有时候容易与自己习惯画法不对路。还有一个评审组解题的干预，评审组基本上是一种声音，可以想象到最后出来是什么面目，这些都是限制。在这种限制之下，作为艺术家确实是很难做的。比如谈语言的局限，从油画角度来讲，我们最早的时候接受古典绘画的方式和理念，还有前苏联的一些东西，再后来我们又对西方现代艺术进行一些吸取，但很多时候我们在语言上切入得更多。作为一个艺术家，语言很重要，但它只是一个表现手段。这些手段在一个艺术家创作的时候可能还不是最重要的，当他面临这样的重大历史题材的时候，首先自己得被感动，在这个基础上，然后你再去做那个东西，这时候人的心态就不一样。有人说国画语言比不上油画语言那种厚重感或者冲击力。但我觉得还不是这样。国画很淡雅，也是可以有冲击力的，甚至画小场景、小的人物也可以有冲击力。这个冲击的是什么东西？是眼球还是心灵？假如画家真的被那个历史场面感动了，去真挚地表达它，这个时候其实语言问题相对就潜在了，观众感受到的是那个感人的场面，而不是语言本身。一个艺术家在创作中如果缺少那样一种状态，要创作出感动人的作品是比较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