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指示牌所指示的作品本身就与其所在地点关系密切，即便称不上真正的定点作品（因为它们与展出场地的关系并非提前确定的），也可以说从周遭环境获益匪浅。例如，Bruce Conner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创作的影绘系列"天使"被放在雕塑厅的阳台上，对面是一排石膏像。Conner十二幅真人大小的物影照片大理石般的色彩与对面的雕塑形成对应，昙花一现的影像似乎也带上了石头的实体感。又比如，曹斐抒情诗般的录像作品《谁的乌托邦》（2006—2007）被放在楼梯底端；David Shrigley拿着“我已经挂了”标语牌的小猫标本则被分到所谓的“财宝屋” 一个落满灰尘的玻璃橱窗；Susan Philipsz的声音装置《日落之歌》（2003）落户博物馆大院，该装置喇嘛的音量取决于太阳光的强度。以上优秀艺术作品都从周围环境汲取了不少力量。

至于建立联系的欲望，最直接的例子也许是Rivane Neuenschwander的《我希望你的希望》（2003）。这件作品口味清淡，却叫人感觉非常贴心：一面挂满彩色丝带的墙，每根丝带上都写着一个愿望——比如，我希望黎巴嫩不再有政治犯罪，我希望可以无条件地答应一件事，或者我希望在一座大城市的市中心有一套大房子和一间工作室。参观者可以解下这些丝带——从而认真对待一个陌生人的愿望——并用自己的愿望取而代之。但，与Fogle所设前提对接最成功还要数Phil Collins的《我为什么不说塞尔维亚语》（2008）。这件受博物馆委托创作的作品是本次展览的亮点。三十五分钟的影片一共分成三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几个住在科索沃的著名阿尔巴尼亚少数族裔人士——包括一名演员，两名前政治家和一名记者——分别用塞尔维亚语讲述了他们不说塞尔维亚语的原因。被访者的回答犹豫不决，远不只是因为长久不用，语言生疏：自从南斯拉夫共和国分裂，塞尔维亚结束对科索沃的占领，塞族语言在科索沃越来越成为禁忌。第二部分是1999年在马其顿的一个难民营里拍摄的片段；在第三部分里，一名以前教阿尔巴尼亚小孩说塞尔维亚语的妇女讲述了她儿子被绑架并杀害的经历。整个采访过程中，她一直强忍着眼泪，试图搞清楚自己孩子被害的原因。直到录像结束，她颤抖的声音仍然在观众心中回响不已。

Bruce Conner， 《蝴蝶天使》，1975，黑白影绘，8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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