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60年来中国美术走过了怎样的道路？新中国“左”的文艺路线从何而来？这就必须研究国际环境对国内政策的影响。

《农民和拖拉机》年画1949年李琦作 新中国美术主流一度是宣传画、年画、漫画和版画　图/李琦

中国艺术家没有西方艺术家那么幸运

近代以来，全球死于战争的人数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直到20世纪后半叶，整个世界仍处于严重的意识形态斗争之中。社会主义阵营漫画中的西方，摩天大厦画得像年糕一样歪歪地摞起，街道上乞丐在捡垃圾。西方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想象也很极端，人都躲在铁幕后面，丧失了人性。双方一边打口水仗，一边搞军事竞赛，紧张和对立情绪在全世界弥漫，中国感受尤其深刻。

朝鲜战争以后，中国人自信心达成，文艺政策一度比较宽松，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来苏联反斯大林，毛泽东开始强调“警惕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阶级斗争的调子越来越高。到了1960年代，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惊魂未定，苏联又撤走专家，经济雪上加霜。我们的精神越来越紧张，意识形态政策也就越来越左。把新中国美术放到国际背景当中去理解，我们才能看清其中的逻辑关系，而这种逻辑关系演进往往是隐藏着深深的无奈。

谈起“左”的历史，艺术家们往往只是觉得奇怪，当时怎么会做出那么多无法理喻的事？“文革”给整个文化界带来了很大的创伤，后来整个社会对“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文艺政策都有一种逆反心理，美术界和美术史论界也不例外。逆反心理完全可以理解，但30年过去了，我们跟那段历史已经拉开了距离。我觉得，怨恨情结应该终结了，我们现在看那段历史可以比较冷静、客观。

与前30年相比，后30年是内部政策逐渐宽松的过程，也是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主要矛盾是既要开放又要保持文化自主性。这个时期的政治基调是邓小平定下来的，是最高政治智慧的体现，比前苏联聪明多了。有了这样一个基调，我们改革开放30年走得比较顺，没有发生严重动乱和解体——当时中国经济比苏联弱得多，中国一旦解体，后果就不堪设想。所以，后30年也应该放到大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

20世纪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救亡图存，艺术创作完全成了次要和辅助的事。在总序当中，我也多次提到20世纪的中国艺术家没有同时期的西方艺术家那么幸运。比如，法国画家马蒂斯的终生追求就是让人看了他的画之后感觉就像坐在摇椅中那么舒服。他没有水深火热的经历，国家发生战争，打胜了他能画，打败了他还能画，所以他无所谓。毕加索也是一样，最多画一两张画对时局表示抗议，大部分时间他只管跟情人过愉快的日子，想画什么就画什么，销路也不愁。而当时的中国艺术家不可能置身大局之外，这就是区别。

所以，20世纪是特殊情况，21世纪我们才有条件埋头做艺术本体的事情。确实，20世纪后半期各个行业都罕有大师。美术界，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等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功成名就了，后面的人在学术深度艺术本体方面赶不上他们。我认为不出大师的原因在于，社会的整体目标“救亡图存”实现了，但艺术本体的“自律性演进”被切断了。说白了就是顾不上出大师，人先活下来再说，实际情况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