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中有一份小小的双年展索引，上面分类标明了各展区的参展艺术家，地址，还有附带一张展区前的街景照片，便于找路，同时又一次隐含了一些双年展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本届双年展的主题是：“was is waiting out there-外界的期待”，这包含着一个即开放又充满前提的语境。这个命题在展场聚集的Kreuzberg区得到了更多现实意义的体现。

Kreuzberg区位于原东西德交界处，经济相对落后，失业率，犯罪率较高。位于Oranienplatz17号的一栋6层大厦白白空置数年。当双年展团队决定在这里大施拳脚时，因为担心随之可能的地区性房价上涨，当地居民和左派政治团体在Kottbutts Tor附近游行，抵制双年展。如今在展区附近我们仍然可见大量印有策展人和KW会长大头像及反对口号的招贴。Rhomberg倒是忍辱负重，任由这反面的期待滋生，在Kreuzberg展区布下一件件寓意滋生的作品，留下无声的反思。

穿过走廊，进入第一间大厅，占据大半空间的是有着70年代材料风格的衣帽存储处，同行的人存下手提包就匆匆离去了。可没错，它也是一件作品。望着上千个空荡荡的衣帽钉，和零星的5，6个存件，我不禁哑然失笑：这份对外部的期待，多麽的自作多情。透过巨大的玻璃窗，我向外望去：现代艺术展场永远是个巨大的温室，它离外面的世界到底有多远？其实策展人还是精心的将验票处设在连接二楼的楼梯间处，如果附近的居民出于好奇是可以随时走走，免费参观一楼的几件作品。它们也同样是充满了对现代艺术的自嘲意味，荷兰艺术家Vincent Vulsma 在大厅的多面墙上刻意装上几块白色的墙面，他称这是：“the duplicated gallery wall－再造画廊墙壁”。他又用保鲜膜包裹住绷好的油画框，并在保鲜膜上喷上黑色颜料，待干后留下如同幕布般华丽的折痕，不明者可能要以为这是Gerad Richter最近又一系列探讨生死问题的大作。Video作品“Resistance-抵抗运动”中，俄国艺术家Andrey Kuzkin带着防毒面具疯狂的用稀释液抹掉杂志中的文字和图画。现代版的焚书坑儒，不只来自政治号令。寂寞的立在庭院高墙中的毛象与恐龙模型是原东德动物园的巨型标志，历经巨变，漂泊异乡，奥地利人Hans Schabus在巴黎将它们买下，带回柏林。长大的柏林孩子是否还能再次认出它们？

不逊于勒夫手下的国家足球队，Rhomberg操办的本届双年展也是一届令人瞩目的年轻人聚会，39个艺术家和两个双人组合中，20人是70后，8人是80后。 大量启用不知名的年轻艺术家，也是这位原克隆艺术协会会长的一贯风格，再次显示其对艺术世界灵敏的感知，预测和建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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