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人力咨询顾问公司ECA发布全球各大城市生活成本调查，北京、上海、香港的生活成本排名进入全球前30位，排在亚洲生活成本最高10大城市中第5至第7位。

ECA国际公布全球和亚洲生活费用指数报告，比较了全球超过370个地点的国际委派雇员的一揽子消费品及服务费用，共125种。包括日常消费的食物，比如粮油杂物、奶类产品、肉、鱼、新鲜水果、蔬菜，以及满足一般需要的饮品、烟草、衣服、电子货品、汽车、外出用餐等。

亚洲货币持续保持强劲是导致过去12个月生活成本高昂的最主要原因。驻亚洲的委派雇员，明显感受到过去12个月的生活成本上升。调查显示，这次生活成本排名前50的城市当中有7个亚洲城市。北京、上海、香港分别从上一次调查的第104、111和98位，飙升至第26、28和29位。而北京这一指标是首次进入全球前30。

在亚洲范围内，北京、上海、香港、深圳和广州该项指标占领前十位的半壁江山，分别排在第5至第9位。日本东京则成为亚洲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日本的名古屋、横滨和神户则紧随东京，分列亚洲生活费用最高城市的第2、3、4名。

在中国人均GDP还是全球班里的后进生的时候，北京的生活成本已经跻身前列。北京人过着怎样的生活？ 北京白领的日常生活

徐婷在等待那辆蓝色丰田车的到来。

她是典型的“拼车族”。每个工作日的早晨8点20分，徐婷都从家出发，步行5分钟来到路边的东来顺门口，搭上同事小庞的车，一起上班。

每个月，她为此要支付给小庞220元，搭车的还有她另外两个同事。“如果我打车每次要三五十元，现在拼车每次算10元，价格很合算。而且有了专有司机呢！”

这只是徐婷精打细算生活中的一例，在好友苏小懒的眼里，徐婷的“每个汗毛孔都散发着打折与赠品的气息”。

徐婷家在北京的西二环附近，从她家客厅的阳台上望去，小区内风景雅致，闹中取静。

房子是90平米的两居室，跟很多在北京闯荡的年轻人一样，徐婷和老公龚先生也有租房子的经历。“租的是平房，上趟厕所都要跑出去好远。”

她家的房子是龚先生父母在2004年全款买的，当时的价格是5400元一平米。徐婷现在有点后悔：“这价格，现在翻一番都不止啊，有远见的话，买两栋就赚了。”她现在嫌房子有点小，夫妻住一间，孩子跟保姆住一间，她父母来的时候就只能睡客厅了。

刚进门的左手，有个他们DIY的木质鞋架，高达9层。“顶天立地，很实用，才花了200多元。”她厨房的柜子，也是自己按尺寸订做的，500元，比起市场价也省了好多钱。还有放电饭锅的台子，也是自己按尺寸订做的。

龚先生是70年代末生人，不抽烟不喝酒，买衣服还得妻子逼着去，自称“典型的70年代人”。“我们的业余活动很少，我们都不喝酒，一点都不小资，基本上没去过酒吧，。”

因为工作忙，欢欢出生后，他们从老家雇了一位阿姨来照顾欢欢。阿姨也负责买菜做饭，但只要有空，徐婷就会拎着单位发的环保袋子，到附近的菜市场买菜。“有些环保习惯，实际上是有组织地进行的。”她说。比如，她居住的小区卖给住户节能灯，1块钱一个，徐婷买了5个。

这是北京“一元节能灯”计划的节能推广项目。今年6月起，北京在徐婷所在的宣武区等4个区启动了500万只“一元节能灯”计划，每个家庭花一元钱，就能买到1只优质节能灯，价格是市场价的十分之一。有人算过一笔账：“一盏10瓦节能灯能够替代50瓦的白炽灯，一年下来，这一盏灯就能给家里省下28元钱。”

在国外，曾经有市民“捡破烂”降低生活成本的报道，让人大吃一惊的是，徐婷竟然也最爱“捡破烂”。“从办公室捡一些旧的办公家具回家，重新包装就可以用，比如茶几之类包上一层纸或者布，就会变脸成新。”她说，这不仅变废为宝，又不会和别人重复，“不会把自己的家变成宜家的标准间”。

在她看来，低成本并非意味着低劣，或者压低生活品位。“大家都在追赶潮流的时候，独具创意的低成本生活方式，更是一种反潮流的时尚。”

徐婷也曾被一位朋友的“变废为宝”震住了。在她那位依然租房住的朋友家，她看到了鱼缸里养了几只漂亮的金鱼和一只乌龟。那位朋友得意地介绍说：“知道为什么养乌龟吗？因为乌龟能吃一些剩饭，而且它身上的气味，能驱赶家里的红蚂蚁和蟑螂。”

不过，让徐婷更吃惊的是那个鱼缸——— 那个所谓的鱼缸，竟然是一个稍加工过的金龙鱼牌食用油的油桶。“太酷了。”她说。 ○徐婷家的账本

家庭年收入：15万。

月开销：6800元。

其中包括：保姆费：1100；买菜水果做饭：1300；日常品：100；护肤品：100；交通费用：800；手机电话费：400；水电费：200；大人衣物：400；孩子奶粉：600；孩子穿着玩具：100；其他杂费：500。

去年的其他大项开支：泰国自助游：8000；数码相机 1700；摄像机 2200；老公换新手机：2700；送礼红包支出：2000；物业暖气费：4500。 群租：超级都市的特殊生态

北京不只是有像徐婷这样的白领，还有为数众多的低收入者。他们为了生活在祖国的伟大首都，过着让外人看来心酸的生活。

13号线、2号线、1号线、八通线……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转了4条地铁线，李岩(化名)终于在晚上8时许从上地返回他在朝阳区珠江绿洲的家。这个家被他称之为“蜗牛的家”——— 一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他和其余20个“蜗牛”一同享有。

他们是租客，群租房便宜的价格将他们聚在了一起。然而和群租房共同存在的安全隐患却不容忽视；同时群租房对小区其他业主的困扰也是客观存在。面对群租房，究竟又该怎样管理？

和李岩居住在一起的人很杂，有打工的，也有来京培训的，还有毕业没多久准备考研的……按照李岩的话说，那是鱼龙混杂，“不过混久了，大家都是哥们儿、姐们儿。”这个三居室的三个卧室每间都摆上了4张上下铺的床，一间是男性，另外两间是女性，男男女女本来能够住24个人，但是房东还没有招满。李岩对此还有点庆幸：“少一个人，多呼吸一点清新空气。”

住在这样的群租房里，李岩练就了三四分钟就能洗完一个澡的本事，“洗澡哪里是享受，就冲冲完事，我有一次掐算了一下，3分45秒就差不多了。女生特别磨蹭，我们经常在外面嚷嚷让她们快点。”

除了快速洗澡之外，上厕所也让他们很头疼，“就一个厕所，早上上班的时候，我都是早起40分钟，要不排大队，怕憋成前列腺炎……”

便宜，这是李岩选择群租房的唯一理由。记者调查发现，在群租客这个群体里面，大多都是收入并不高的打工一族，他们有些刚刚进入社会，急需寻找一处立足之地，群租房成为他们的首选。“地下室的价格也和这个差不多，但是那里没有阳光啊，整天都黑咕隆咚的。”

的确，群租对租房者来说是一种无奈：房价太高，租金太贵，要在大城市生存下去，只有不断地降低生存质量——— 让更多的人来分担房租。

但是，群租房的安全隐患也是备受诟病，北京一度宣称将取缔群租房。

李岩满腹狐疑地说：“如果真要清理了群租房，我们又该去哪里住？” 众声喧哗

1、我和我老婆相恋八年，零四年结婚，零六年买房，家庭月收入万元左右，现在却欠款近三十万，有钱有什么用，都不敢花。

2、中学时有个追求我的男孩誓言旦旦的说将来一定要找个1000多以上月薪的工作，当时是1990年，现在家庭收入10000也并不能轻松生活：北京的生活成本别的不说，就孩子上学的赞助费，小学五万，中学又五万，还不算每月上各种补习班的钱。

3、我现在是一个外企员工，但我还是想当公务员，公务员挣的比我们多，福利比我们好，社会地位比我们高，一个字：哎。

4、高，实在是高！我月收入也有7000，但我还是看着高高的房子，望房兴叹！

5、我就是北京市的公务员，自从2004年7月实行阳光工资后，我们这种科员一个月就两千二百，取消一切福利待遇，建议媒体做正确报道，我们顶多就是有个铁饭碗。

6、北京生活成本太高了。我每月挣不到2000，除去房租餐费交通费通讯费什么都不剩了。只能说比不要饭强点。

7、除了逛颐和园方便，其他全比外地成本高。可颐和园里有几个北京人哪。

8、我是从东北跑到西北，又跑到北京，挣的数北京多，生活压力数北京大，至于幸福感，已经被房子折磨没了！

9、北京人太多了！即使赚的很多但是享受到的质量也是很差！买东西，吃饭，停车等等都需排队！很烦很躁很累。

10、月薪五千，但北京让我变成月光族！

11、北京的生活成本说高也高说低也低，弹性很大，就看你消费的标准了。

12、“未经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这是苏格拉底说过的话。我觉得，先绕过太过宏观的制度环境，选择在国际生活成本提供的现实情境中，来感受一下中国城市公民有多少“相对剥夺感”，然后去正视公众可能存在的“痛苦指数”，或许更容易催发现实相关制度实现及时纠偏。这样，才不会有更多的现代公民，在权利与福利的隐性剥夺之下，无奈地感叹着“生活在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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