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一些品牌的参观活动中，看到欧洲人所信守的工艺和精致，比如像Birkin Bag的严格工序，陀飞轮腕表的几百个零件等等。

2009年，洪晃到卡地亚参观钻石的切割与镶嵌。这次难得的机会使得洪晃拿着小本子去记录每一个生产的细节。最让洪晃感动的是抛光师。抛光师负责把珠宝的坐件在镶嵌之前抛光，其中一个老师傅干了23年。“他的工作，就是把一根棉线穿进要镶嵌珠宝的眼里面，把镶嵌之后根本看不见的地方也都擦得贼亮。”

“你抛光的部分以后谁也看不见，不觉得浪费时间吗？”洪晃问这位师傅。老头看了她一眼说，“一个东西看不见，不说明不存在。上帝在呢。”

洪晃崇拜这个23年如一日的老头。洪晃告诫现在的奢侈品消费的年轻人，“不用等着谁来告诉你什么是工艺，这个没用的。需要熏陶，需要感受。”

2008年奢侈品消费在中国大行其道之后，《穿Prada的女魔头》也成为风靡话题。有人问洪晃，是否会成为中国的“时尚女魔头”？洪晃说，魔头一定要有自己独特的声音，“以前人家说我是文化人我就高兴，说我是时尚人物我就皱眉头。现在我想开了，我就是时尚人物，但是要做魔头，我还需要更多的行业知识。”“杜拉拉”阶层的梦想

洪晃买到第一个香奈尔包是在1984年。20多年后，奢侈品在中国内地的消费者已经不再出身名流阶层。2009年初，洪晃在《ILOOK》杂志上说，“世界是平的，我们的符号是名牌。你是爱马仕男，我是香奈尔女，而我们大家，都是路易威登包。”

洪晃三教九流的朋友都有，这些朋友对奢侈品的态度并不一致。洪晃的妈妈章含之，以及洪晃的大部分朋友，特别是文化人，包括张永和、刘索拉对某一种奢侈品都有特定偏好。张永和喜欢山本耀司的服装设计，刘索拉喜欢香奈尔的化妆品，母亲章含之喜欢路易威登鞋。

但这些文化人之外，洪晃还有很多都市中产阶级朋友。这个群体现在已经渐渐成为中国奢侈品消费的中坚力量。

一本叫做《杜拉拉升职记》的书，生动记录了这群都市阶层。他们被包裹在一种叫做生存法则的东西中，生活中除了职场竞争，就是生活压力和人生困惑。他们不停地打拼和追逐，只为了在这个社会上争得一席之地。

奢侈品是他们试图证明价值的工具。这些人喜欢购买，但更关注折扣。他们还没有富裕到毫不关注价钱。洪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我有一个朋友能够告诉你，买ROLEX最好去曼谷，比内地、香港都便宜些。我也不知道她怎么算出来的，但是真的很精。”

AmandaMa就是那样“精”的一位。她看重某种奢侈品牌的设计与价格，但购物渠道不是大的购物中心，而是机场免税店、托人代购甚至网络购买，更关注直营店铺的打折信息。“你要知道，购物的愉悦感很快就会过去，我必须得确定它物有所值。”Amanda说。

至于为什么要拥有它，Amanda认为，在高档写字楼工作，无法回避酒会就像无法回避朝九晚五。为礼服配上的鞋，一定要是ManoloBlahnik或Ferragamo，“你没有一件大牌，写字楼的人们会觉得你是不是‘太年轻’？”

Amanda感觉自己“被潮流赶着向前走”，一旦停下来，就会显得与这个繁华都市格格不入。在上海地铁，穿梭着精致衣着的“杜拉拉”们带着路易威登、香奈尔或是古驰，而北京五道口城铁站的安检机，则为女士们准备了塑料袋。一位安检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每天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她们担心安检机的履带弄脏了名牌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