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的餐厅，生意清淡，没有叶子的树丛在寒风中颤抖。那天很冷，我远远看见他一个人站在餐厅门口，衣服穿得很厚，在迎我。我一路遇到塞车，他在那里站了很久。他刚刚坐了很长时间的飞机，时差还没有倒过来，因此显得颇为疲惫。

这个餐厅是泰国式的，里边生有火炉。我脱下外衣，露出他送我的这套制服。他眼睛一亮，说：“还穿着这套！那么艰难的路，总算给你走完了。”

然后，坐下，点菜。他想安慰我几句，但不知说什么话。因为他知道，他想说的，全在我心里。我和他相识，已经三十多年，正是诽谤者所指的年代。那个时候我刚刚浑身困乏地从军垦农场回上海不久，为学生复课编一些教材。后来看风声不对，便躲到家乡山区去了，而我的家乡，也正是他的家乡。

我随意地吃了几口菜，讲起在那些恐怖地区历险的事情。

“那些人真恶劣！”他突然冒了一句。

“实在是恶劣透顶！”他又加了一句。

我突然明白，他不是指我刚刚在说的国际恐怖主义分子，而是指诽谤者。

但是，除了这两句，他再也不想用其他语言评述他们。

后来，我又去远行了。

回来总会见到他。但我外出的时间太多了，回上海的机会已经很少。回上海需要寻找的理由，除了看望家人，就是看望很少几个朋友。在文化界，主要是他。

05

最近几次见面，都可以听到他在温文尔雅的叙述中吐露出越来越多的郁闷。

我理解他。

像我们这样年龄的人，既遭到过“*”灾难的摧残，又经历过冰河解冻的喜悦，具有一种后代难于理解的社会责任感。他自从在绘画界取得了很高的国际地位之后，正遇到祖国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便兴冲冲地回来，希望快速富裕的大地不要在美学上付出太大的负面代价。美学上的负面代价是难于弥补的，这在国际上有大量教训。这件事，似小实大，因为美不美的问题，关系到民族的尊严，也关系到后代的启蒙。因此他把自己的职责范围扩大为“视觉艺术”，一次次对我说，只想让当代中国人尽快地生活在一个像样的视觉世界中，然后以此为学校，一代代地好下去。而现在，眼花缭乱的建筑、街道、标语、广告、服装，已经为后代设立了一所庞大的反面学校。这很让他着急，他甚至一再怂恿我：“利用我们两人的社会影响力，到处为美来游说……”

但是，他要做的事，都必须广泛地与各种人打交道，这与他原来在画布前的个人劳作完全不一样了。在视觉艺术的总名之下，他想办学校、办杂志、设计服装、拍电影……每件事都要有团队，而每件事的危难之处又必须由他自己出面。

他能不出面吗？不可能。如果他进入国家体制，当然就不必事必躬亲了，但这种进入对文化转型而言显然是一种倒退。如果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些事情即使不进入国家体制也有成熟的社会机制帮助完成，而我们现在基本上还不存在这种社会机制。两头都得不到援助，他只能靠自己四处奔忙。

因此，他不得不成了一个忙碌不堪的策划、指挥、公关、联络、出纳。这对一个职业画家来说是很难适应的，何况他历来的人生态度是那么温和。相比之下，如果由我来处理这些事情，在实际操作能力上会比他强一些，态度也会比他硬得多。但我却一直坚持个人写作，不必与人打交道，即使遭人诽谤，只要我完全不理，也累不着我。真正累得着的，倒是天天早起晚睡的他。

他的郁闷由此而生。

不仅仅是受累，而且还受气，受很大的气。

见诸报端的某些纠纷，还不是他生气的原因。让他最生气的事，是没有报道的。

我记得去年至少有三次，他都克制不住自己的愤怒，一再对我说：“我真要气得吐血！”他是说自己与一个大机关的冲撞，他失败了。

最后一次听他说这句话，离他的死亡已经不远。是杨澜请客，杨澜说，有一种太雕酒，要请我们两个喝。他喝得不多，但一喝又说了：“我真要气得吐血！”

杨澜劝他：“你不要把事情做得太急，慢一点。”

我说：“再也不要与那样的机关打交道。”

谁知，不久，他真的吐血而亡。

06

北京和上海的报纸都报道，我参加了他的追悼会。

其实我还在美国。预定的巡回演讲把每一场票都发出去了，我赶不回来。

国内报纸有关我的报道历来是基本失实，这次又是一个例证，尽管这次不带恶意。

我在美国找报纸，想知道与他有关的消息。找不到中国的报纸，却能看到不少当地的华文报纸。那些华文报纸用惊恐的语调转述着上海文化界的所谓“舆论”，几乎句句都对他不利。冷嘲热讽，假充裁判，居高临下，随口褒贬。说他是“文化商人”、“受争议”、“不是美术界的典范”；说他“向上帝索要得太多，上帝不让他活过六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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