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德国流亡知识分子不同，他们的爱国主义情绪并没有随着远离祖国而淡化，反而更加强烈地意识到他们的法兰西特性。这也是为何，在二战后，大多数流亡在外的知识分子都选择了返回法国，而那些德国知识分子则大都选择在美国定居，融入新的生活。

对于流亡者来说，还有更为艰难的时刻，如果面对的政府是正义的，又该如何选择？在二战期间，珍珠港事件之后，日裔美国人被拘留，他们遭受到了流放。而后，在遭受到不公平待遇之后，他们还被要求宣誓效忠美国，并且放弃对日本的忠诚。他们中间有四分之三的人选择了这样做，那些剩下的没有做出选择的人说，要不是因为拘留和放逐的不公平经历他们本来就这样做了。

对于这些日裔美国人来说，选择的困难不在于选择对日本还是对美国忠诚，而在于他们很自然觉得首先是美国背叛了他们，对他们进行拘留和流放已经破坏了他们与美国自然形成的契约，因此对那些少数没有宣誓的人来说，不是因为他们爱日本放弃了美国，而是因为“如果你被当成一个敌人来对待，你又何必不像一个敌人那样来行动呢？”

以上的几个例子中，流亡者的政治义务的选择很大部分上与政权是否公正有关。正如史坷拉所分析的：“很显然，流亡极度痛苦的一个方面是受害者对故土念念不忘，他们也不能放弃肩负的义务。流亡者不能像大多数人那样习惯性地承担他们的政治义务和忠诚。他们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他们必须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开始什么样的生活。作为政治代表，他们至少必须考虑则这些决定，选出他们的各种各样的、互相冲突的政治责任和关系。”

我不知道对这段话的理解是否有断章取义之嫌。按照史坷拉的说法，流亡者中有一种是“高贵的流亡者”，他们能在遭受到不公正的政治迫害之后，依然对自己的国家保持忠诚，承担起自己的政治义务。这种高贵的选择很值得我们敬佩，但这种选择之所以是“高贵”的，很显然也并不能代表那些众多受到不义迫害的政治流亡者。所以，这里不妨设置一个最低的道德限度，对于流亡者而言，最好的抉择是，可以选择终生爱自己的国家，而对那个不义的政权放弃自己的政治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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