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朱迪从美国回广州省亲。问她惦记吃点什么，答案居然是布拉肠。而且她几乎是用哀怨的语气说：“真的，美国没有真正的布拉肠。”于是带她去了东川路的穗银，让她看看这里的拉肠真的是用雪白的布拉出来的，薄得透明。

我们点了它家招牌的韭黄冬菇牛肉拉肠，牛肉嫩滑，韭黄爽脆，冬菇肥美。朱迪感叹地说：“什么是幸福呢？以四块五毛钱的价格能吃到如斯美味，这就叫幸福。”我没好意思告诉她，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早饭都吃这个。于是我笑着调侃：如果幸福是这样地触手可及，她为什么要去美国呢？

朱迪说正在跟猎头谈呢，很快就会举家搬回来了。她说当年千辛万苦削尖了脑袋想出国，现在回头一看，国内亲戚朋友的幸福指数远比自己高。别的都不说，光保姆一项就让她觉得非常不平衡。她的好几个朋友在国内养一个娃，都配俩保姆：一个只看孩子，另一个负责打扫卫生以及中午给看孩子的保姆做饭。朱迪尤其觉得请一个保姆给另一个保姆做饭这个事非常不可思议。在美国，即便中产家庭也鲜有能请得起保姆的，职业女性回到家里，带娃做饭兼清洁浴缸马桶，样样亲力亲为，要不怎么叫“绝望的主妇”呢。

这山望着那山高，正当朱迪艳羡广州的幸福指数时，广州市民米娅黯然宣称：以后幸福指数的样本只能到国内二三线城市去找了，人家过得可比咱滋润多了。米娅说自己的表姐在老家的房子两百九十平米，还是带山景的。除了琴房，还弄了一个专门的房间做瑜珈冥想。有天下午米娅打电话给表姐，问她在干嘛呢？明明是上班时间，表姐说自己正在厨房里钻研厨艺呢。她手拿菜谱对着刚买来的水鱼犹豫：到底是用荷叶清蒸呢？还是弄点粉葛来煲汤？

想起前段时间我跟着不丹国师学习幸福指数的九项指标。其中有一项叫“时间使用”，它将时间分为工作（含家务劳动）、睡眠和非工作三大块。研究表明，人的生活品质好坏跟工作时间长短成反比。每天工作六小时四十九分，生活品质可以称为“好”；一旦工作时间达到八小时十三分，生活品质就“糟糕”了；倘若工作时间延长到八小时五十九分，生活品质便算得上“非常糟糕”。那“非工作”指的是什么呢？文化和宗教活动、休闲、旅行和等待。这样的时间使用，才能导致“无压力、安详、宁静、与他人紧密联系以及健康的生活方式”。

根据这个理论，米娅表姐的幸福指数最高，米娅其次，朱迪最悲惨。有意思的是，朱迪下了班心急火燎地做饭把两个孩子喂饱，这样的常规性家务劳动依旧属于“工作”的范畴。米娅的表姐在工作时间气定神闲地研究烹调技术，这就算休闲行为了，甚至还能称得上是文化活动。

不是我们不明白，这个世界真的变化快。想当初米娅比她表姐优秀，所以她来了广州；朱迪又比我们敢拼敢闯，所以她去了美国。可是为什么当我们为着寻找幸福翻山越岭越走越远的时候，回头发现幸福正不动声响地潜伏在出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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