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不确定》一书表现了在西方权力相对衰落之际，西方对自身地位和前途的担心和忧虑，以及它们的应对之道——竭力维护西方的战略优势。

这个世界的确有太多的不确定性。1987年，保罗·肯尼迪还在《大国兴衰》中预言，苏联将赶超美国，而两年之后，苏联却坍塌解体；其后，当西方欢呼“历史终结”之际，中国改革开放却蒸蒸日上；当2003年美国赢得伊拉克战争时，西方期待能够完成对中东的“民主化改造”，然而事实表明是伊拉克战争成为了美国的负担。……在全球化加速的新世纪，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人们似乎更加深切的感觉到，世界也许在变得更加不确定。人们不禁疑惑，世界为什么变得如此不确定，隐藏在这种不确定性之后的历史推力是什么？

法国学者罗朗·柯恩—达努奇在其新著《世界是不确定的》（以下简称为《不确定》）探究了世界变得不确定的根源，并且为西方社会提出了应对之策，试图为这个不确定的世界寻求确定性。达努奇认为，世界不确定性首先源于西方——大西洋共同体掌控能力的降低和非西方世界的兴起。具体而言，欧美对于世界掌控能力的减弱与它们在世界上权力地位的相对衰落有关，同时也是欧美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双方的分歧所致。

世界不确定的另一个原因是非西方世界的兴起，特别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等新兴经济国家的崛起以及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之间潜在而持久的冲突。达努奇认为中国、印度以及其他一些“南方国家”的经济腾飞一定会在半个世纪时间里改变全球的平衡，会产生“重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全球化将“非西方的新的重要参与者推到了世界舞台的前沿，同美国、欧洲和其他工业大国平起平坐”，改变了19世纪中叶以来先由欧洲所主导，其后由大西洋两岸共同主宰的国际秩序。

如何应对世界的不确定性，达努奇认为，“我们要踏入的世界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经济巨人运用它们实力的方式，取决于西方民主保持它们活力的能力，取决于它们致力于共同利益方面的凝聚力。”而对中国等新兴国家“一方面应该支持它们融入世界经济和国际体系。另一方面保持警惕和保留最终的战略上的绝对优势”。“新兴经济国家在维护全球公共产品和重建国际秩序中的必不可少的贡献只能来自于压力和西方今天显示的榜样作用”。

《不确定》一书表现了在西方权力相对衰落之际，西方对自身地位和前途的担心和忧虑，以及它们的应对之道——竭力维护西方的战略优势。由此让人不由想起与此书相关的几本西方学者的专著，体现了西方尽二十年来的心路历程。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在文章中提出了“历史的终结”的命题，随后的1992年他又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一书中对该命题展开了详细的论述。当时苏联刚刚解体，历史终结论一出，立刻引起西方世界的持续关注和赞赏，似乎世界即将实现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然而好景不长，继苏联之后的俄罗斯在同西方短暂的蜜月期之后，开始实行“双头鹰”的外交政策，国内民族主义思潮强劲。中国也是稳步发展。苏联已经解体，习惯于找对手和敌人的西方国家自然要寻找新的敌人，1993年，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夏季号《外交》季刊上发表了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的，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21世纪初，美国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又提出了“大国政治的悲剧”的理论。认为大国为了安全必然需要权力最大化，成为世界的霸主，由于远距离水体的阻隔，大国只能成为地区霸权。中国就是21世纪的东亚潜在霸权国，将对美国的霸权提出挑战，美国不能对中国奉行接触政策，而是尽早对中国精心未雨绸缪式的遏制，以免优势丧失的时候为时太晚。如果联想到美欧日的同盟关系，我们可以认为米尔斯海默也是为西方世界的永久霸权寻找万应灵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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