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华西都市报》3月27日报道，近日，关于建“贪官博物馆”的话题在网络微博里高速传播。3月26日，发博者四川大邑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透露，包括全力参与竞拍贪官赃物等具体操作方式已有考虑。

乍一听，建贪官博物馆是个不错的主意。一方面意味着把贪官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让他们遗臭万年；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直观的现场教育，警示为官者廉洁从政。然而，道理未必像樊建川想象的那么天真。我以为，与其建贪官博物馆不如建个廉官博物馆。

近年来，各级纪委举办的贪官展览并不少，为何贪官们还依然前赴后继？实事求是地说，根子就在于对权力运行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一些官员视参观贪官展览为看热闹或欣赏，甚至并不以贪为耻。要不，贪官赃物竞买的场面何以火爆？慕绥新一个千元高尔夫球杆能拍出12万元天价，王怀忠用过的一条旧鳄鱼皮带居然拍出400元？

想来，有资格入选贪官博物馆的百名贪官，肯定都是贪污数额和能量非凡的巨贪。由此不难想见，一旦贪官博物馆建成，只怕未必能成为反腐教育基地，还有可能适得其反，最终沦为一些腐败官员长本领的场所，一些行贿者长见识的地方。倘如此，谈何对官员进行廉政教育，帮助干部和群众树立正确的财富观、荣辱观？

其实，我们并不缺少廉洁文化的因子，而是缺少廉洁文化的生长条件。焦裕禄逝世时，病榻的枕下有两件遗物——一本《毛泽东选集》和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孔繁森殉职时，留下的遗物是八元六角人民币和发展阿里经济的12条建议。拿这些遗物和贪官的赃物比较，哪个对培养廉洁文化更有意义？相信谁都懂得这个浅显的道理。

摘编自《西安晚报》3月28日文/纪卓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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