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入选的一部世界孤本——1603年日本长崎印刷的基督版《金言集》颇引人注目。中日学者先后介绍了它的传奇经历和珍贵价值，值得追寻。

基督版典籍，是指1590年耶稣会士将金属活字印刷机带到日本后，以罗马字、汉字、假名等印刷发行的书籍，共33种。然而基督版《金言集》在上世纪30年代以前并不为人所知。1935年耶稣会士裴化行（H. Bernard, S.J., 1889-1975）在北堂图书馆偶然发现此书，他兴奋地写信给在日本的劳瑞斯（Johannes Laures, S.J.,1891-1959）神父。1936年，劳瑞斯神父造访北京，激动地拍下了书影。照片的复制件现存于日本上智大学基督版文库。孙楷第、方豪等在上世纪40年代开始注意到北堂书中的中西文善本，并有札记和文章发表。但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金言集》的去向，渐渐不为人知。

1959年，中国国家图书馆（时北京图书馆）和北京市委图书馆分别接收了北堂图书馆的西文和中文藏书。国图员工根据《北堂善本书目》，在已经下架的书堆中找到了此书。上世纪60年代，卡明斯（J. S. Cummins, 1920–2004）教授在古籍馆查阅了北堂书，在《日本文化志丛》（Monumenta Nipponica）上加以介绍，但他并未看到《金言集》。1987年，北堂书由文津街搬到白石桥的新馆。在搬迁清点后，李镇铭、拓晓堂等分别翻译、介绍北堂书的构成和形成历史，再次掀起对北堂书的注意。

2009年3月，日本的雄松堂古书店董事长新田满夫在国图访问期间，循着劳瑞斯等学者的介绍和照片，提出希望查阅《金言集》。经过现场比对，发现此书正是《北堂善本书目》中的日本1603年长崎印本！他兴奋地告诉学界，北堂图书馆旧藏《金言集》被完好地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金言集》的作者是16世纪葡萄牙耶稣会士、著名神学家、圣经学者曼努埃尔德萨（Manuel de Sá, c. 1528 - 1596）。他1545年加入耶稣会，是弗朗西斯科德保拉神父（Francisco de Borja, 1510-1572）的得意弟子。他作为优秀的耶稣会士，被耶稣会总长依纳爵罗耀拉选为罗马学院的教师，教授神学和圣经学。

裴化行介绍《金言集》时，用的是其拉丁文原名“神学家诸书中收录的听罪神父格言”。 1936年，日本的幸田成友博士将标题巧妙地翻译为《金言集》。

《金言集》共收入神父、神学家的格言312条，主要用于天主教的“赦罪”圣礼。神父们要对不同的犯罪个案做出恰当的判断，在短时间内给出合适的建议。因此，对于先贤的智慧言语和文章，就成为神父们共同的需要。

《金言集》于1595年在威尼斯首次出版。作者逝世后，此书多次再版，至少有56种版本，非常畅销。后因多明我会的道明·巴奈（Domingo Bá?ez, 1528-1604）将此书告发至宗教裁判所，使之列入了禁书目录。

日本耶稣会将1603年在长崎刊行《金言集》的消息，向罗马总部报告，同时送去几册印本。澳门作为给日本教区神学生教授伦理神学的耶稣会院，也收到了几册。送到澳门的书，据日本上智大学教授高祖敏明推测，也许是托葡萄牙甘博亚船长（Jo·o Caiado de Gamboa）的船送去的。该船在1604年12月从长崎出发，1605年2月到达澳门。也许是1607年到北京的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1575－1620）或其他传教士，将此书带到北京，送给了利玛窦。就这样，保留在北京的《金言集》，后来包括利玛窦的著作和藏书等，一起构成了北堂藏书的一部分。送到罗马和澳门存留的几本《金言集》被作为宗教裁判所禁书，都被销毁了。北京的藏本，因为不知道是禁书，反而一直留存至今，成为了“天下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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