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锐

刘民权

谢太峰

主持人：陈龙 江舟 李萍

嘉 宾：陈锐（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刘民权（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环境资源与发展经济学系主任）

谢太峰（首都经贸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

在做大做强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同时，我们该如何减少资源环境的付出？就此，本报采访了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城市运行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锐，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环境资源与发展经济学系主任刘民权，首都经贸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谢太峰。

资源环境代价沉重

问：我国的GDP增长付出了怎样的资源环境代价？

谢太峰：在国际媒体的热议甚至“奉承”面前，在欣喜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我们应当保持足够的清醒，规模和速度固然可以反映一国经济发展的状况，但质量和效益对经济发展更重要。我国目前的现实是，经济发展质量并未与经济规模同步提高，有时经济规模的快速增长甚至以牺牲经济质量为代价。这种状况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如果仅仅有规模上的超越而没有质量上的超越，我们或许能够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但永远做不了世界经济强国。

陈锐：最近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一直维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GDP平均增长率高达9.8%，1978年，我国GDP全球排名第10位，在2000到2010年间，我们先后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从1000美元升至3000美元，只用了5年时间，增长速度让世界瞩目。

但在经济发展模式上，仍存在着严峻的结构转型问题，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成为经济持续增长最严重的制约因素之一。重点钢铁企业吨钢能耗、电力行业火电煤耗、万元GDP耗水量，我们分别超出了世界平均水平40%、30%与500%，万元GDP总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00%，高速经济增长的背后，我们付出了沉重的资源环境代价。

刘民权：目前我国每年投入到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的支出大约占GDP的1.5%。近年来，环保部各课题组连续多年开展了对我国绿色GDP的核算。根据相关研究结果，2004年的环境资源成本占GDP的比重达到3%。在一些省份，环境污染治理成本甚至达到GDP的7%—8%，如果扣除这些成本，这些省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负的。

除了生态环境破坏及其造成的损失，还存在资源浪费的问题。其次，还有重复建设的问题，也就是说相关的经济活动并没有给社会带来额外的价值，但却占用了资源并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此外，还存在质量问题以及因不强调保养所导致的产品的快速折旧和周转，所造成的资源浪费也是惊人的。

不能片面追求规模速度

问：造成我国GDP增长中付出巨大资源环境代价的原因是什么？

陈锐：这主要是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与增长方式、国内区域发展差异、国际经济环境影响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近20年来，中国处于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和现代化的加速期，人口、资源、产业和消费结构进行重要变革。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经济、社会、环境结构性影响和复合性问题，给国家和区域总体运行能力带来巨大冲击，宜居土地和水资源稀缺导致人地矛盾日益尖锐；能源存量结构失衡和建筑能耗过快增长导致经济去碳化面临严峻挑战；以民用汽车拥有量快速增长为表征的机动化和蔓延式扩张趋势初显的城市郊区化，导致城市污染排放形势不容乐观；现行体制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群众对环境治理越来越高的要求。总的讲，有三大原因：第一，经济发展方式亟待转型；第二，区域与产业结构性矛盾凸显；第三，全球化分工角色失当。

刘民权：我认为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是政府层面的激励机制问题，这与政府的绩效考核体系有关。其次，是资源要素的价格机制没有理顺，资源和环境的成本被低估，导致在生产和消费中对资源和环境的过度索取。第三，法制不健全，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奖惩机制。第四，客观上我们的生产技术和工艺水平还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对资源的利用效率在现阶段还较低。

谢太峰：我国长期以来走的是数量扩张型经济增长的路子，特别是在GDP成为衡量地方政府政绩主要标准的情况下，各地在GDP这根指挥棒的指挥下，普遍出现了片面追求经济规模和增长速度而忽视经济增长质量的现象，这种重规模轻质量、重速度轻效益的做法带来的后果，便是经济数量扩张与质量提高的非一致性，在GDP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严重滞后。其中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大量消耗，均是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主要表现。

完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

问：如何降低我国GDP增长中资源环境的代价？

谢太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存在很大差距。在经历了30年的经济总量高速增长的今天，我们应当将经济发展质量摆在优于经济规模的位置予以高度重视。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GDP超日赶美，继续走重规模轻质量的经济发展道路，那么，即使我们在GDP上超越了美国，但也很难进入世界强国之列。

陈锐：均衡发展已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全世界的理念。应对环境不断恶化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环境外交压力，实行经济结构转型，实现区域均衡发展，是解决我国GDP增长中高资源环境代价问题的必经之路。

“十二五”时期，我们应着力实现以下3个方面的均衡：经济规模扩张与经济发展质量增效的均衡；社会运行阶层分化与社会发展城乡一体的均衡；环境运行粗放建设与环境发展精细管理的均衡。

刘民权：我认为，要解决这一难题，首先，要进一步转变发展观念，建立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加强教育、卫生等社会发展指标在政府绩效考核中的地位。对资源利用和环境治理，使用信息公开制度和利益方对话机制，把政策重点放在允许、鼓励和规范这种信息公开制度和对话机制上来。

其次，理顺资源要素的价格机制，使环境污染和资源使用的社会成本内部化，做到“谁使用，谁付费；谁污染，谁付费”；提高付费的标准，使由环境污染和资源过度使用造成的社会成本能够得到充分的补偿。

第三，健全环境与资源的立法和监督。加快出台有关土壤污染、化学品管理、生物安全、遗传资源保护、核安全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对于现有的环境与资源法律法规，要加快完善相关条例、规章、标准、政策，促进法律的贯彻执行。进一步扩大环境与资源保护部门的执法权限并提高执法能力。

第四，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继续推行关停过剩和落后产能企业的政策；提高资源与能源密集型企业的技术水平，促进资源能源的集约化使用；积极发展服务业和低能源资源投入的高新技术产业。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凤凰网无关。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