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莓讲述：二哥在最后时刻，还要替我当地主

2016年12月30日 10:58
来源：凤凰时尚作者：蓝莓

因为莫须有的家庭成分，才导致了他的坎坷命运；对此，他的二哥更是刻骨铭心，并纠结一生。

蓝莓讲述：二哥在最后时刻，还要替我当地主

因为莫须有的家庭成分，才导致了他的坎坷命运；对此，他的二哥更是刻骨铭心，并纠结一生。

[本期关键词：回忆]

袁先生是一位成功的专科医生，如今功成名就，家庭幸福。但那过去的一幕幕，让他直到今天仍无法释怀。总之，关于他生命中沉痛的回忆，不想则已，回忆起来贯穿始终的是“地主”成分问题，其余“大事”都隐退为背景。因为莫须有的家庭成分，才导致了他的坎坷命运；对此，他的二哥更是刻骨铭心，并纠结一生。

第一章

1961年，20岁的我应征入伍。出发那天，二哥从延边黄泥河林业局深山林场，坐森铁小火车换乘大火车，经过一天半的旅程来到吉林市。他站在月台上扒着运送新兵的火车窗户对我说：“咱父亲和叔父都是老八路、老英雄，你到部队一定要好好干，要给父辈添光彩……”火车徐徐开动了，二哥跟着火车边跑边高声喊：“弟弟，别忘了，到部队好好干，能吃苦、不怕累……”

1957年，我从山东来到吉林市叔父家，二哥在山沟里抬木头，挣钱供我上学；我初中毕业了，二哥又送我参军，保卫祖国。我从学生到军人，顿觉肩上的分量有多重，决心牢记二哥的期盼，沿着父辈的路走下去，做祖国的忠诚卫士。在部队学习、训练、执勤、放哨，我处处走在前边。

入伍不久，我有幸被选拔到齐齐哈尔军医学校学医。我想，我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如果医疗救护水平能跟上去，就会大大减少伤亡，我父亲和叔父身上的伤疤就不会那么多。所以，我刻苦学习医学知识，决心做一位优秀的卫生兵。

然而，道路不平坦，我的军旅生涯遭遇了拦路虎、绊脚石，经受了沉痛打击。1962年，山东老家的村官给部队来信，捏造说：“袁某某的家庭成分是地主，他父亲要反攻倒算。”

我父亲和叔父在1938～1941年曾先后参加八路军，是当地革命最早的亲哥儿俩，戎马一生，战功累累。我叔父是残废军人，1973年去世火化时骨灰里还有一粒日本鬼子的子弹头。1958年，我父亲作为抗战老战士，从徐州离休回山东老家。战争的创伤，使他残疾的躯体提前衰竭，老年痴呆，失去了自卫能力。

就在这个时候，村官不仅不关照这位革命老人，竟给他戴上一顶“地主”分子的帽子，还加上一项“反攻倒算”的罪行。

村官的诬陷，毁坏了我们的家，使在解放军队伍里的我遭遇了艰难、坎坷的人生路。我被终止了医疗学业，辞退回原部队。

第二章

我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出可爱的学校大门。在向老师和同学敬告别军礼时，我右手举起，泪水流下。我没有说话，因为说话会控制不住哭泣，只好强忍悲痛，像个只会流泪、不会说话的哑巴。离开了敬爱的老师和同学，在返回原部队的火车上，我悲痛欲绝，好像火车的铁轮子不是沿着铁轨在前行，而是碾轧着我的心在旋转。

回到原部队，没让我到连队站岗，也没让我到医院做医护人员，而是让我到农场放羊。

政治处也多次到山东老家外调我的家庭成分，可是每次调查的结果都不一样，不是“地主”，就是“富农”，总之我的家庭成分有问题。有一次外调在场时，有位老人说：“土改时袁家就二亩地，没被分也没分别人的，定的是中农。他家两代是皮匠，专门赶集修鞋，后期秘密给八路军修鞋、做简易凉鞋。1941年，袁某某的父亲带着修鞋工具加入八路军队伍，一边打仗一边为战士们修鞋。当时袁某某的叔父才20多岁，已是八路军营长。”不识字的村官就随口告诉村会计：“那就写个‘破烂地主’吧。”从此，我又成了“破烂地主”。

我把这不幸的遭遇写信告诉了二哥。他向林业局组织汇报了这件事，组织部派人到我们老家调查。村官在事实面前无法抵赖，只好如实写个“中农”成分证明。从而，我们一奶同胞的亲哥儿俩，家庭成分却不同，二哥是中农，我是地主。

我应征入武，先是“地主”、“富农”、“破烂地主”的帽子轮流戴，“文革”时又被扣上两顶更大的帽子——“反革命”和“白专”。眼看着战友们不断地被晋升、加爵，而我脑袋上的“桂冠”却逐渐增加，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但我依旧按照二哥的嘱咐，孜孜不倦地攻读医学知识和兢兢业业地放牧羊群。

第三章

弟弟被扣上地主帽子，哥哥的心里更难受。二哥多次给那个村官写信，要求把我的成分也改成“中农”。看要求无果，二哥又多次向本单位的刘处长说：“如果俺哥儿俩必须有一个人当地主，就让我当吧！我是工人，是不是地主都得干活；我弟弟是持枪卫国的战士，让他当地主，会影响他的前途啊！”

这时候，我救了一只羊，这只羊让我看到了一线曙光。

那天，有一只羊患了肠梗阻。看着腹胀如球、奄奄一息的羊，我心急如焚。无奈之中，我决定自己给羊做手术。借来手术器械，剖腹后连个助手也没有，可见难度有多大。我跪在地上，嘴叼着拉钩，脚上拴着另一个拉钩，双手在羊的腹腔内操作，解除梗阻……

恰在这时，后勤部首长到农场视察，发现我这个小羊倌在给羊做手术的奇异动作：手、脚、嘴、全用上了！他又听取了后勤处长和农场领导的介绍，第二天就把我调到了独立团医院，让我继续学医。

在医院我刻苦钻研医疗技术，虚心向各位军医、同事学习，积极参加军事训练。1964年大比武时，我获得了医疗“技术能手”、军事“神枪手”及“五好战士”称号。

当时，获得了这三项称号的人，均被破格提拔。然而，我因家庭成分问题，没有得到提拔，但也没让我马上复员。

1968年，老兵复员之际，我们二连两位经常泡病号的老战士，为了弄个复员好鉴定，受人怂恿，在“反对单纯军事观点”、“掐尖子”、“揪白专”的形势下，听说我是混到部队的地主子弟，就诬陷我有反动言论、攻击“文革”、“为刘邓陶喊冤叫屈”，用陷害我来证实他们与地主子弟划清了界限。

两位“病号”秘密揭发了我，我被关押起来。在面对面揭发我时，他们俩突然改变了平时无精打采的病态模样，一边喊口号，一边控诉我的“反动言论”……

亲密战友竟然如此恶毒地陷害我，这犹如晴天霹雳，我气得晕了过去。醒来后被两个人架着，满身是水，不知道是汗水还是晕过去后往我身上泼的凉水。这时，其中一位病号战友上来，朝我心口窝猛击一拳，再次把我打晕。

继续揭批时，俩病号每揭发一句，主持批斗会的人就问我：“这句话你说没说？”当时我想，揭发人是我的两个亲密战友，我没说的话他们能揭发我吗？可是我确实没说呀！便只好小声地说：“我忘了。”看我如此好欺负，他俩更加丧心病狂地进行捏造和歪曲了。

“亲密战友”的歪曲和揭发，把我弄得越来越狼狈，在反省室我仍旧交代不出问题来。最后，我受不了摧残和侮辱，宁肯接受他们诬陷给我的罪行，离开这个能把人整死的地方。

就这样，我这个单纯、愚蠢的“白专典型”，在骗供、逼供下被打入监狱。

哥哥知道弟弟是冤枉的，多次跨越千里之遥，来监狱探视我。那时，犯人穿的囚服补丁一块摞一块，层数多了，面积大了，便成了一件厚厚的夹袄，犯人穿着既实用又暖和。因为我是狱医，重体力劳动较少，囚服破损不重，补丁也就少一些，显得衣服单薄。二哥看到后觉得这样冬天不抗冻，没有布票买线，回家买了100根和囚服颜色相近的鞋带，抽成一根一根的灰色线，包括还没有抽完的鞋带，一同给我邮来。他希望我把囚服补得厚厚的，能抵御风寒。

二哥知道判决书中我的罪行是：“苦钻医术，想成名成家，走了白专道路。”但他还是劝我不要扔掉医术，当狱医也要好好干，尤其要向那几位同牢里的医学教授认真学习。“弟弟，医术高，能救死扶伤是好事、善事，咱们不亏心……”在哥哥的鼓励下，我在7年的监狱生涯中治了很多病，学了很多医术，结识了几位德才兼备的好老师……

后来，我二哥调到林业局小铁路站检工作。不论白天黑夜，他不停地为我写申诉材料。体力的消耗、精力的透支，造成他身心疲惫，神志恍惚，结果火车把五节腰椎全撞碎了，昏迷不醒，生命垂危。护送到长春医大三院，紧急抢救，终于挽回性命。又做了整骨、复位手术，打着石膏，躺在病床上半年多。

重病房里的二哥，受着伤痛折磨，却还惦记着监牢里的弟弟。腰被撞折、下肢瘫痪，已不能上访喊冤，他就躺在病床上给家乡那个村官写信，再三请求要替弟弟当“地主”。哥哥只念了两年书，但字写得很好，这封信却写得歪歪扭扭的，因为是躺在病床上，忍着伤痛，蘸着血和泪水写出的。

哥哥在单位是劳动模范，工作中受了重伤，经济困难，单位补助他20元钱生活费。躺在病床上的哥哥从嘴里省出来5元钱，求人邮给监狱里的我。哥哥以为，弟弟有钱，可多买一些窝头吃。

由于医院的精心治疗和医生的高超技术，二哥半年后可以站立了，一年多会行走了。出院后又恢复了半年，二哥惦记着山东农村年迈的父母，父母也惦记着远在东北的骨肉。单位领导根据他的贡献，让他借回山东温泉医院治病的机会，领孩子回家看望老人。

二哥领着5岁的女儿、7岁的儿子，背着准备在途中吃的玉米面饼子和萝卜条咸菜，还有一大瓶子凉开水，回老家看望父母及家人。回到家后，亲人们看到体弱憔悴的二哥和营养不良的孩子们，心痛得泪流满面。想到还有一个亲人被关在冤狱，全家人痛哭失声……

在老家治伤和探亲共住了半个月，乡亲们问二哥：“你弟弟服兵役干革命，怎么还成反革命了呢？”弟弟的冤情使哥哥彻夜难眠，他自责没有保护好弟弟，只知道把弟弟送到队伍上，不知道革命队伍里还有良心不正的人。哥哥不死心，不服气，难道天下就没有讲理的地方？他决定返回东北，到沈阳军区要求领导把我的冤案洗清。

二哥坐了一天一夜的车，天刚蒙蒙亮到了沈阳。哥哥将俩孩子放到候车室，告诉幼小的儿子和女儿：“不要走开，在这儿等爸爸回来。”儿子问爸爸：“上哪儿去？”“你叔冤枉，爸去找领导。”然后，哥哥带着还没有恢复好的伤痛，在偌大的沈阳市到处寻找沈阳军区。

10个小时过去了，二哥仍没有回来。没见过世面，在山沟里成长的两个孩子，在人山人海的沈阳车站寻找“丢失”了的爸爸，惊慌失措地在人群中千次万次地哭喊着：“爸爸、爸爸……”

好心人知道孩子哭半天了没吃东西，就给了点食物，可是惊恐万分的孩子虽然肚子空空，却谁也吃不下。车站工作人员问：“你爸爸干什么去了？”我那7岁的侄子哭着说：“我叔冤枉我爸找领导去了……”

16个小时后，我疲惫不堪的哥哥才回来。两个孩子嗓子哭哑了，肚子饿扁了，手里还握着药瓶子，因为奶奶曾嘱咐他们，“别忘了让爸爸按时吃药。”

第四章

1975年，我刑满释放。从监狱里出来，我上上下下透露着犯人的呆板和木讷。不敢与人说话，看到迎面来人我就低头站在一边让人过去。无助的我，蹲监狱后被迫适应了囚徒生活，而获得自由走向社会也需要适应，才能逐渐挥发掉囚徒模样。

出监就业，我想去问问揭发我的人，为什么要陷害最亲密的朋友？当我看到其中一位揭发人时，他只说一句 “我对不起你”，便撒腿跑掉了。

接着，我又去了二哥家。请假来时，我向同事借了20元路费，这时已花掉了一多半。我两手空空，饥肠辘辘，到哥哥家看望哥嫂和可爱的侄子侄女们。

我穿着出监发的就业服，来到哥哥家。就业服和囚服一样，只是颜色有区别。囚服是灰色的，就业服是蓝色，囚服后边印一个大“犯”字，就业服没有字。二哥看我穿着这种衣服，心里很难受，把他的一套工作服递给了我，让我穿上。

当年被放到沈阳火车站差一点丢了的我那侄子，已是中学生了。或许是血缘关系，或许受到了二哥的耳濡目染，虽然自从他记事后就没有见过我，不过他没有怨恨我这个给他们造成了影响的叔叔，与我还很亲近。侄子领着刚从监狱里被放出来的我，去观看黄泥河镇的山山水水。

他领我上了一座高山，对我说：“你在监狱里时，我爸爸经常往这个高山上爬。当时不知道他为什么总爬这个高山，有一个星期天，我也跟他上来了。我爸站在最高的那块山尖石头上，目不转睛地往西北方向眺望。我问爸：“你瞅什么呀？”我爸说他昨晚做个梦，梦见三叔在监狱里不认罪，被管教把脑袋打破了，流了不少血。我问“管教”是谁，爸说是监狱里的警察。

侄子问我：“三叔，你在监狱里遭警察打了吗？”我说：“没有。警察们知道我是冤枉的，都很同情我。”

我刑满出狱后，在杉松岗煤矿医院就业做医生，也经常受到二哥的鼓励和叮嘱。我工作认真，刻苦能干，受到了广泛欢迎和好评。所以，我1979年2月彻底平反恢复军籍时，众多职工、患者和领导真心挽留我，真有攀车卧辙之势，不让部队把我接走。

后来领导商量，让我回原部队医院。当时形势紧张，7年炼狱没有炼掉我的秉性，我强烈要求上前线，保家卫国。我二哥来信表示支持。结果战争没爆发，我复员回到了18年前参军时的地方——吉林市。

来到社会，充满了关心和友爱。以前，我虽是个年轻帅男，但头上戴着几顶黑帽子，找不到对象；平反时已38岁，青春不再，却突然成了男神，许多妙龄靓女蜂拥而至。不久，我就与一位心地善良的大龄姑娘结了婚。

二哥来信叮嘱我说：“你有今天，要好好工作，报答党和人民。”数十年来，我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是单位的先进工作者，数次被评为优秀党员……

2003年，我退休后成立江城结石病专科医院，至今还是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我的药，之所以好使，除了配方合理之外，两味主药是二哥上山采的纯野生的上品。为了采挖季节性好药，二哥的手掌茧子很厚，手指甲磨掉了半截，直往绷带外渗血。

我的业绩，我二哥是幕后功臣。当我跌入谷底时，二哥冒着生命危险救我；当我为事业而艰苦奋斗时，二哥挥汗如雨，为我添砖加瓦；当我终于功成名就时，二哥却静悄悄地退到了幕后。能有这样的二哥，是我今生的幸运。

天有不测风云，含辛茹苦，关照了我几十年的二哥，近几个月来经常胃痛，没被注意，发现已是肝癌晚期。

那天，我刚从黄泥河看望二哥回来，午夜两点，夜班护理的侄子来电话说：“我爸总哼哼，说不着边际的胡话，竟要当地主！”他把手机放到他爸的嘴边，我听到二哥在呻吟，断断续续地说：“别让——我弟弟当地主，我——替他当。他是军人，保——国家的；我是工人，当啥都干活……”50分钟后，侄子又来电话哭着告诉我：“我爸咽气了！”

48年前，因弟弟的单纯、软弱和愚蠢，受到了陷害，却不会坚持事实，揭露真相，不能为正义而斗争，以致一忍再忍酿成灾难，给自己、给哥哥带来了切肤之痛，也给国家带来了麻烦。如今回忆起来，真是悔青了肠子。后来得到了彻底平反，但当年的伤痛已铭心刻骨，挥之不去。今天癌症的剧痛把二哥痛昏，使他失去意识，但48年前那个痛，又从他心尖和骨头里卷土重来，一样撕心裂肺难以忍受。哥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没忘记要替我这个弟弟当地主，让我热泪长流，痛彻心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