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莓讲述:二哥在最后时刻,还要替我当地主
2016年12月30日 10:58
来源:凤凰时尚
作者:蓝莓
因为莫须有的家庭成分,才导致了他的坎坷命运;对此,他的二哥更是刻骨铭心,并纠结一生。
因为莫须有的家庭成分,才导致了他的坎坷命运;对此,他的二哥更是刻骨铭心,并纠结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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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先生是一位成功的专科医生,如今功成名就,家庭幸福。但那过去的一幕幕,让他直到今天仍无法释怀。总之,关于他生命中沉痛的回忆,不想则已,回忆起来贯穿始终的是“地主”成分问题,其余“大事”都隐退为背景。因为莫须有的家庭成分,才导致了他的坎坷命运;对此,他的二哥更是刻骨铭心,并纠结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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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20岁的我应征入伍。出发那天,二哥从延边黄泥河林业局深山林场,坐森铁小火车换乘大火车,经过一天半的旅程来到吉林市。他站在月台上扒着运送新兵的火车窗户对我说:“咱父亲和叔父都是老八路、老英雄,你到部队一定要好好干,要给父辈添光彩……”火车徐徐开动了,二哥跟着火车边跑边高声喊:“弟弟,别忘了,到部队好好干,能吃苦、不怕累……”
1957年,我从山东来到吉林市叔父家,二哥在山沟里抬木头,挣钱供我上学;我初中毕业了,二哥又送我参军,保卫祖国。我从学生到军人,顿觉肩上的分量有多重,决心牢记二哥的期盼,沿着父辈的路走下去,做祖国的忠诚卫士。在部队学习、训练、执勤、放哨,我处处走在前边。
入伍不久,我有幸被选拔到齐齐哈尔军医学校学医。我想,我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如果医疗救护水平能跟上去,就会大大减少伤亡,我父亲和叔父身上的伤疤就不会那么多。所以,我刻苦学习医学知识,决心做一位优秀的卫生兵。
然而,道路不平坦,我的军旅生涯遭遇了拦路虎、绊脚石,经受了沉痛打击。1962年,山东老家的村官给部队来信,捏造说:“袁某某的家庭成分是地主,他父亲要反攻倒算。”
我父亲和叔父在1938~1941年曾先后参加八路军,是当地革命最早的亲哥儿俩,戎马一生,战功累累。我叔父是残废军人,1973年去世火化时骨灰里还有一粒日本鬼子的子弹头。1958年,我父亲作为抗战老战士,从徐州离休回山东老家。战争的创伤,使他残疾的躯体提前衰竭,老年痴呆,失去了自卫能力。
就在这个时候,村官不仅不关照这位革命老人,竟给他戴上一顶“地主”分子的帽子,还加上一项“反攻倒算”的罪行。
村官的诬陷,毁坏了我们的家,使在解放军队伍里的我遭遇了艰难、坎坷的人生路。我被终止了医疗学业,辞退回原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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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出可爱的学校大门。在向老师和同学敬告别军礼时,我右手举起,泪水流下。我没有说话,因为说话会控制不住哭泣,只好强忍悲痛,像个只会流泪、不会说话的哑巴。离开了敬爱的老师和同学,在返回原部队的火车上,我悲痛欲绝,好像火车的铁轮子不是沿着铁轨在前行,而是碾轧着我的心在旋转。
回到原部队,没让我到连队站岗,也没让我到医院做医护人员,而是让我到农场放羊。
政治处也多次到山东老家外调我的家庭成分,可是每次调查的结果都不一样,不是“地主”,就是“富农”,总之我的家庭成分有问题。有一次外调在场时,有位老人说:“土改时袁家就二亩地,没被分也没分别人的,定的是中农。他家两代是皮匠,专门赶集修鞋,后期秘密给八路军修鞋、做简易凉鞋。1941年,袁某某的父亲带着修鞋工具加入八路军队伍,一边打仗一边为战士们修鞋。当时袁某某的叔父才20多岁,已是八路军营长。”不识字的村官就随口告诉村会计:“那就写个‘破烂地主’吧。”从此,我又成了“破烂地主”。
我把这不幸的遭遇写信告诉了二哥。他向林业局组织汇报了这件事,组织部派人到我们老家调查。村官在事实面前无法抵赖,只好如实写个“中农”成分证明。从而,我们一奶同胞的亲哥儿俩,家庭成分却不同,二哥是中农,我是地主。
我应征入武,先是“地主”、“富农”、“破烂地主”的帽子轮流戴,“文革”时又被扣上两顶更大的帽子——“反革命”和“白专”。眼看着战友们不断地被晋升、加爵,而我脑袋上的“桂冠”却逐渐增加,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但我依旧按照二哥的嘱咐,孜孜不倦地攻读医学知识和兢兢业业地放牧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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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被扣上地主帽子,哥哥的心里更难受。二哥多次给那个村官写信,要求把我的成分也改成“中农”。看要求无果,二哥又多次向本单位的刘处长说:“如果俺哥儿俩必须有一个人当地主,就让我当吧!我是工人,是不是地主都得干活;我弟弟是持枪卫国的战士,让他当地主,会影响他的前途啊!”
这时候,我救了一只羊,这只羊让我看到了一线曙光。
那天,有一只羊患了肠梗阻。看着腹胀如球、奄奄一息的羊,我心急如焚。无奈之中,我决定自己给羊做手术。借来手术器械,剖腹后连个助手也没有,可见难度有多大。我跪在地上,嘴叼着拉钩,脚上拴着另一个拉钩,双手在羊的腹腔内操作,解除梗阻……
恰在这时,后勤部首长到农场视察,发现我这个小羊倌在给羊做手术的奇异动作:手、脚、嘴、全用上了!他又听取了后勤处长和农场领导的介绍,第二天就把我调到了独立团医院,让我继续学医。
在医院我刻苦钻研医疗技术,虚心向各位军医、同事学习,积极参加军事训练。1964年大比武时,我获得了医疗“技术能手”、军事“神枪手”及“五好战士”称号。
当时,获得了这三项称号的人,均被破格提拔。然而,我因家庭成分问题,没有得到提拔,但也没让我马上复员。
1968年,老兵复员之际,我们二连两位经常泡病号的老战士,为了弄个复员好鉴定,受人怂恿,在“反对单纯军事观点”、“掐尖子”、“揪白专”的形势下,听说我是混到部队的地主子弟,就诬陷我有反动言论、攻击“文革”、“为刘邓陶喊冤叫屈”,用陷害我来证实他们与地主子弟划清了界限。
两位“病号”秘密揭发了我,我被关押起来。在面对面揭发我时,他们俩突然改变了平时无精打采的病态模样,一边喊口号,一边控诉我的“反动言论”……
亲密战友竟然如此恶毒地陷害我,这犹如晴天霹雳,我气得晕了过去。醒来后被两个人架着,满身是水,不知道是汗水还是晕过去后往我身上泼的凉水。这时,其中一位病号战友上来,朝我心口窝猛击一拳,再次把我打晕。
继续揭批时,俩病号每揭发一句,主持批斗会的人就问我:“这句话你说没说?”当时我想,揭发人是我的两个亲密战友,我没说的话他们能揭发我吗?可是我确实没说呀!便只好小声地说:“我忘了。”看我如此好欺负,他俩更加丧心病狂地进行捏造和歪曲了。
“亲密战友”的歪曲和揭发,把我弄得越来越狼狈,在反省室我仍旧交代不出问题来。最后,我受不了摧残和侮辱,宁肯接受他们诬陷给我的罪行,离开这个能把人整死的地方。
就这样,我这个单纯、愚蠢的“白专典型”,在骗供、逼供下被打入监狱。
哥哥知道弟弟是冤枉的,多次跨越千里之遥,来监狱探视我。那时,犯人穿的囚服补丁一块摞一块,层数多了,面积大了,便成了一件厚厚的夹袄,犯人穿着既实用又暖和。因为我是狱医,重体力劳动较少,囚服破损不重,补丁也就少一些,显得衣服单薄。二哥看到后觉得这样冬天不抗冻,没有布票买线,回家买了100根和囚服颜色相近的鞋带,抽成一根一根的灰色线,包括还没有抽完的鞋带,一同给我邮来。他希望我把囚服补得厚厚的,能抵御风寒。
二哥知道判决书中我的罪行是:“苦钻医术,想成名成家,走了白专道路。”但他还是劝我不要扔掉医术,当狱医也要好好干,尤其要向那几位同牢里的医学教授认真学习。“弟弟,医术高,能救死扶伤是好事、善事,咱们不亏心……”在哥哥的鼓励下,我在7年的监狱生涯中治了很多病,学了很多医术,结识了几位德才兼备的好老师……
后来,我二哥调到林业局小铁路站检工作。不论白天黑夜,他不停地为我写申诉材料。体力的消耗、精力的透支,造成他身心疲惫,神志恍惚,结果火车把五节腰椎全撞碎了,昏迷不醒,生命垂危。护送到长春医大三院,紧急抢救,终于挽回性命。又做了整骨、复位手术,打着石膏,躺在病床上半年多。
重病房里的二哥,受着伤痛折磨,却还惦记着监牢里的弟弟。腰被撞折、下肢瘫痪,已不能上访喊冤,他就躺在病床上给家乡那个村官写信,再三请求要替弟弟当“地主”。哥哥只念了两年书,但字写得很好,这封信却写得歪歪扭扭的,因为是躺在病床上,忍着伤痛,蘸着血和泪水写出的。
哥哥在单位是劳动模范,工作中受了重伤,经济困难,单位补助他20元钱生活费。躺在病床上的哥哥从嘴里省出来5元钱,求人邮给监狱里的我。哥哥以为,弟弟有钱,可多买一些窝头吃。
由于医院的精心治疗和医生的高超技术,二哥半年后可以站立了,一年多会行走了。出院后又恢复了半年,二哥惦记着山东农村年迈的父母,父母也惦记着远在东北的骨肉。单位领导根据他的贡献,让他借回山东温泉医院治病的机会,领孩子回家看望老人。
二哥领着5岁的女儿、7岁的儿子,背着准备在途中吃的玉米面饼子和萝卜条咸菜,还有一大瓶子凉开水,回老家看望父母及家人。回到家后,亲人们看到体弱憔悴的二哥和营养不良的孩子们,心痛得泪流满面。想到还有一个亲人被关在冤狱,全家人痛哭失声……
在老家治伤和探亲共住了半个月,乡亲们问二哥:“你弟弟服兵役干革命,怎么还成反革命了呢?”弟弟的冤情使哥哥彻夜难眠,他自责没有保护好弟弟,只知道把弟弟送到队伍上,不知道革命队伍里还有良心不正的人。哥哥不死心,不服气,难道天下就没有讲理的地方?他决定返回东北,到沈阳军区要求领导把我的冤案洗清。
二哥坐了一天一夜的车,天刚蒙蒙亮到了沈阳。哥哥将俩孩子放到候车室,告诉幼小的儿子和女儿:“不要走开,在这儿等爸爸回来。”儿子问爸爸:“上哪儿去?”“你叔冤枉,爸去找领导。”然后,哥哥带着还没有恢复好的伤痛,在偌大的沈阳市到处寻找沈阳军区。
10个小时过去了,二哥仍没有回来。没见过世面,在山沟里成长的两个孩子,在人山人海的沈阳车站寻找“丢失”了的爸爸,惊慌失措地在人群中千次万次地哭喊着:“爸爸、爸爸……”
好心人知道孩子哭半天了没吃东西,就给了点食物,可是惊恐万分的孩子虽然肚子空空,却谁也吃不下。车站工作人员问:“你爸爸干什么去了?”我那7岁的侄子哭着说:“我叔冤枉我爸找领导去了……”
16个小时后,我疲惫不堪的哥哥才回来。两个孩子嗓子哭哑了,肚子饿扁了,手里还握着药瓶子,因为奶奶曾嘱咐他们,“别忘了让爸爸按时吃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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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我刑满释放。从监狱里出来,我上上下下透露着犯人的呆板和木讷。不敢与人说话,看到迎面来人我就低头站在一边让人过去。无助的我,蹲监狱后被迫适应了囚徒生活,而获得自由走向社会也需要适应,才能逐渐挥发掉囚徒模样。
出监就业,我想去问问揭发我的人,为什么要陷害最亲密的朋友?当我看到其中一位揭发人时,他只说一句 “我对不起你”,便撒腿跑掉了。
接着,我又去了二哥家。请假来时,我向同事借了20元路费,这时已花掉了一多半。我两手空空,饥肠辘辘,到哥哥家看望哥嫂和可爱的侄子侄女们。
我穿着出监发的就业服,来到哥哥家。就业服和囚服一样,只是颜色有区别。囚服是灰色的,就业服是蓝色,囚服后边印一个大“犯”字,就业服没有字。二哥看我穿着这种衣服,心里很难受,把他的一套工作服递给了我,让我穿上。
当年被放到沈阳火车站差一点丢了的我那侄子,已是中学生了。或许是血缘关系,或许受到了二哥的耳濡目染,虽然自从他记事后就没有见过我,不过他没有怨恨我这个给他们造成了影响的叔叔,与我还很亲近。侄子领着刚从监狱里被放出来的我,去观看黄泥河镇的山山水水。
他领我上了一座高山,对我说:“你在监狱里时,我爸爸经常往这个高山上爬。当时不知道他为什么总爬这个高山,有一个星期天,我也跟他上来了。我爸站在最高的那块山尖石头上,目不转睛地往西北方向眺望。我问爸:“你瞅什么呀?”我爸说他昨晚做个梦,梦见三叔在监狱里不认罪,被管教把脑袋打破了,流了不少血。我问“管教”是谁,爸说是监狱里的警察。
侄子问我:“三叔,你在监狱里遭警察打了吗?”我说:“没有。警察们知道我是冤枉的,都很同情我。”
我刑满出狱后,在杉松岗煤矿医院就业做医生,也经常受到二哥的鼓励和叮嘱。我工作认真,刻苦能干,受到了广泛欢迎和好评。所以,我1979年2月彻底平反恢复军籍时,众多职工、患者和领导真心挽留我,真有攀车卧辙之势,不让部队把我接走。
后来领导商量,让我回原部队医院。当时形势紧张,7年炼狱没有炼掉我的秉性,我强烈要求上前线,保家卫国。我二哥来信表示支持。结果战争没爆发,我复员回到了18年前参军时的地方——吉林市。
来到社会,充满了关心和友爱。以前,我虽是个年轻帅男,但头上戴着几顶黑帽子,找不到对象;平反时已38岁,青春不再,却突然成了男神,许多妙龄靓女蜂拥而至。不久,我就与一位心地善良的大龄姑娘结了婚。
二哥来信叮嘱我说:“你有今天,要好好工作,报答党和人民。”数十年来,我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是单位的先进工作者,数次被评为优秀党员……
2003年,我退休后成立江城结石病专科医院,至今还是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我的药,之所以好使,除了配方合理之外,两味主药是二哥上山采的纯野生的上品。为了采挖季节性好药,二哥的手掌茧子很厚,手指甲磨掉了半截,直往绷带外渗血。
我的业绩,我二哥是幕后功臣。当我跌入谷底时,二哥冒着生命危险救我;当我为事业而艰苦奋斗时,二哥挥汗如雨,为我添砖加瓦;当我终于功成名就时,二哥却静悄悄地退到了幕后。能有这样的二哥,是我今生的幸运。
天有不测风云,含辛茹苦,关照了我几十年的二哥,近几个月来经常胃痛,没被注意,发现已是肝癌晚期。
那天,我刚从黄泥河看望二哥回来,午夜两点,夜班护理的侄子来电话说:“我爸总哼哼,说不着边际的胡话,竟要当地主!”他把手机放到他爸的嘴边,我听到二哥在呻吟,断断续续地说:“别让——我弟弟当地主,我——替他当。他是军人,保——国家的;我是工人,当啥都干活……”50分钟后,侄子又来电话哭着告诉我:“我爸咽气了!”
48年前,因弟弟的单纯、软弱和愚蠢,受到了陷害,却不会坚持事实,揭露真相,不能为正义而斗争,以致一忍再忍酿成灾难,给自己、给哥哥带来了切肤之痛,也给国家带来了麻烦。如今回忆起来,真是悔青了肠子。后来得到了彻底平反,但当年的伤痛已铭心刻骨,挥之不去。今天癌症的剧痛把二哥痛昏,使他失去意识,但48年前那个痛,又从他心尖和骨头里卷土重来,一样撕心裂肺难以忍受。哥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没忘记要替我这个弟弟当地主,让我热泪长流,痛彻心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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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晓晨 PQ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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