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逻辑哲学论》的作者认为，他已经一劳永逸地处置了哲学问题。在完成他的书之后，他抽身隐退于理智的孤独。从哲学角度说，剑桥是该书藏身的地方。要不是该书落入莫里兹·石里克和他在维也纳的某些同事之手，这种情形也许会持续更长得多的时间。

1922年，石里克应邀从基尔（Kiel）来担任一度为恩斯特·马赫所占据的维也纳哲学教授席位。围绕石里克很快聚集了一批人。到20年代末，他们发表了名为《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学派》的宣言，从而成为一个为更大范围的公众知道的学派。该学派的成员并不是“纯粹”哲学家， 而是全都一直还在某一个特殊的学科领域内工作。 （注:Wi

【关键词】enchaftliche Weltauffassung,P.13. ）他们在哲学中共同持有一种基于科学的反形而上学态度。在这方面他们在欧洲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布拉格、莱姆堡（Lemberg）、华沙以及中欧的其他大学城镇， 包括柏林，也存在着具有类似的科学——哲学倾向的学派，并且在学派之间还有活跃的相互接触。

在他们反对唯心主义的战斗中，剑桥分析家们把他们自身看作是世纪之交哲学中其他新实在论思潮的同盟军。另一方面，维也纳学派的成员则把自身看作是19世纪实证主义（特别是它在马赫那里所获得的、因而是其感染上观念论而不是实在论的形式）的追随者和继承人，特别是在其初创时期，该学派的哲学立场可以刻画为实证主义加上由新逻辑创造的工具。这两者的结合也反映在“逻辑实证主义”这一名称中，它成为这一运动的标签，特别是在英语世界中。这一名称并不是该学派本身的发明。它似乎起源于在斯堪的那维亚出版的两本书:埃诺·凯拉的《逻辑新实证主义》（1930）和佩策尔（Ake Petzall ）的《逻辑实证主义》（1931）。

分析哲学的剑桥变种有双重的根源，一个源于摩尔，另一个源于罗素。人们能够从起源于维也纳的那个运动中识别出类似的二元论，该运动有两个最杰出的代表人物——石里克和卡尔纳普，后者在许多方面都是罗素工作的追随者和继任人。他本人必定已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石里克则更近似于摩尔，但他首先是受到了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他称维特根斯坦是“逻辑领域内所有时代最伟大的天才”。（注:根据凯拉与笔者的口头交谈。）他这样谈到《逻辑哲学论》:他坚定地确信，它是迄今为止我们时代的哲学方面最重要的著作。他补充说，“我坚定地确信，这本书是我们时代最有意义的哲学著作——就真实性而言，难以估量这些观念的范围:任何经理解之后真正采纳这些观念的人，从哲学角度说，必定因此是一个变化了的人。这些新的洞见对于哲学的命运绝对是关键性的。”（注:见 Waismann 1976（死后出版）一书的序言，P.20f。也见Schlick 1979, P.136。）

石里克从维特根斯坦那里接受的，首先是把哲学看作活动的观点，活动的目的在于使句子的意义清晰。在《认识》创刊号上他的开篇论文《哲学的转折点》中，石里克写道:“哲学阐释命题，科学证实它们。在科学中我们关注命题的真，在哲学中我们关注它们实际上意味着什么。”（注:Schlick 1929, P.8.英译见Schlick 1979, P.157.）把真理问题与事实问题区分开来，这一区分也标志着科学和哲学之间的区分，与魏斯曼所作的区分是同样的。后者在他发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论文中表达了这一区分，当时维也纳学派已不再存在，其成员也随风四散了。这些区别直接起源于维特根斯坦，但人们也可以在其中识别出摩尔声音的遥远回响。

当哲学使问题消失不见时，哲学活动就达到了它的终点。与各门科学不同，既然哲学没有它自己独有的题材，它的问题的消失就意味着它本身的消失。于是，由石里克在他的论文中所宣布的哲学中的转折就是哲学的终结。石里克本人用许多话语说出了这一点。他的论文中经常被引用的结论性句子是这样的:“到那时，将不再需要谈论‘哲学问题’，既然所有的问题都将被哲学地处理，即是说，用一种清晰而有意义的方式来处理。”（注:Schlick 1929, P.11.英译见Schlick 1979, P.160.）卡尔纳普也一度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正在走向终结。它的位置将由“科学的逻辑”来取代，他指出，后者与“科学语言的逻辑句法”是一回事。（注:Carnap 1934, P.iii-iv :“哲学可以用科学的逻辑来代替:科学的逻辑只不过是科学的逻辑句法。”）但与石里克和维特根斯坦更为一致的是，他还曾指出，哲学不是一个体系或理论，而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就是逻辑分析。（注:Carnap 1931, P.237。）它给我们产生一些句子，它们谈论那些作为分析对象的句子。前者属于元语言，后者属于对象语言。元语言规定对象语言的句子要有意义就不得不遵守的规则。他因此与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的下述立场拉开了距离:人们不能有意义地谈论语言。他接受了罗素在他给维特根斯坦的书所写的序言中尝试性赞成的一种观点，即存在语言的逻辑分层。这一见解也与希尔伯特所作出的数学和元数学的区分相关。语言一元语言的区分在分析运动中可以称之为逻辑构造主义的一支那里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支区别于另一支，更适合后者的是“逻辑分析的”这个词。逻辑构造主义（在逻辑本身之外）的萌芽可以在罗素的几本著作中找到，其中有《心的分析》和《物的分析》。在前一本书中，他偶尔非常接近于马赫和逻辑实证主义的立场。构造主义早期的高峰是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它出版于1928年。使我感到奇怪的是，这部十分优秀的著作对哲学后来的发展并没有产生太多的影响。（注:最接近于卡尔纳普在《世界的逻辑构造》中的工作的也许要算Nelson Goodman 1951。凯拉对有关实在的逻辑构造的那些问题进行了相当不同于卡尔纳普的探索。参看我的论文《埃诺·凯拉的一元论》（1990）。）

借用卡尔纳普的说法，（注:Carnap 1931, P.238。）分析方法的“否定的使用”是用来摧毁形而上学并把它从哲学中驱逐出去。这种十字军东征似的讨伐行动是该运动的逻辑实证主义阶段最典型的特色，并且按它的代表人物的意见，在当时哲学的一般情形之下，这种行动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注:carnap 1931, P.238，“在当前的历史情景之下是必须的和重要的”。）热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冷却下来。仍可称为分析哲学支脉的某些后来的发展，甚至已进展到支持惊人思辨因而在这种意义上具有“形而上学”特征的见解。我将在后面回到这个话题。

随着纳粹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终爆发，维也纳学派以及中欧的具有逻辑——分析趋向的相关学派迅速而残忍地走向终结。由于宣扬“进步的现代”精神，这种哲学被选做迫害的靶子。幸运的是，它在奥地利、德国、波兰的相当大一批信奉者在盎格鲁—撒克逊地区找到了避难所。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在其主人国家的哲学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我发现，分析哲学在战后回到欧洲大陆的进展是惊人的迟缓。在德国，一个奥地利人沃尔夫冈·斯太格缪勒为之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在他的祖国，维也纳学派的遗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似乎绝灭了。

在它被驱逐和返回的那段时间内，分析运动本身已经经历了很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