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在维也纳学派发表它的宣言的同一年，维特根斯坦回到了剑桥。在30年代，他在这里发展了一种“新哲学”。我不打算描述它。我们感兴趣的是它对分析运动的影响。

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思维方式与罗素的有根本性区别。这两个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也冷淡下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段时期内，罗素把维特根斯坦的发展看作一种堕落，把他的影响视为哲学方面的危险。

维也纳学派的《科学的世界观》总是不合口味且令他讨厌。但他也通过他的《逻辑哲学论》极大地强化了这同一种精神。在他开始作为哲学家的新生涯之际，他的思考就其主题而言，是与在维也纳正在进行的工作密切相关的。（注:关于这一点，参看Wittgenstein 1967。 ）详细阐明这些细节，对于哲学思想史家来说是一个诱人的任务。维特根斯坦在其所谓的“中期”的大部分著述仍有待发表。

维也纳学派和30年代早期的维特根斯坦尽管在精神上不一致，但在气质上两者仍有值得注意的类似。根据摩尔的一个说明（当时他出席了维特根斯坦的许多讲演），维特根斯坦急于强调他的方法的创新所在。他说，它将在哲学中引起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可以与伽利略在物理学中引起的革命或由于抛弃前科学的炼金术在化学中所引起的革命相比拟。（注:Moore 1954－55, P.322（参看Moore 1959。 ））已经达到思想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的类似感觉，也是由维特根斯坦引起的第二次剧变的特色。它以“日常语言哲学”而著称。由这场新运动的倡导者们所撰写的一本小册子题为《哲学中的革命》。在某些方面它确实可以与约二十五年前维也纳学派的宣言相比拟。

虽然这第二次革命是由来自剑桥的火花点燃的，但它在牛津才燎原成一场大火。我本人可以清晰地回忆起这一点。战前我曾短暂地访问过牛津，当时唯心主义传统在那里仍很强大。我第一次见到了阿尔弗里德·艾耶尔，他在那里看起来像一只不为人熟悉的当地鸟。维特根斯坦近似于神秘人物；罗素和摩尔在牛津只有很小的影响。当我八年后回到这个地方时，我所面对的是一种完全变化了的情形。维特根斯坦的名字挂在每一个人的嘴上。不过，不是作为《逻辑哲学论》的作者，而是作为蓝皮书和棕皮书的作者，并且作为一个有影响的教师。一些有特殊地位的人出席他在剑桥的讲演。

对于这种氛围的变化，比任何其他人都作出更多贡献的牛津哲学家毫无疑问是吉尔伯特·赖尔。艾耶尔的《语言、真理和逻辑》一书，也许是曾经写过的对于哲学中的逻辑实证主义和经验论运动的最好的半通俗阐述，它在战前已出版一些年，但据我判断，它在剑桥的影响一直不是很强。战后，艾耶尔移居伦敦。

如“日常语言哲学”这个名称所表明的，分析思维的新变种并不过多地诉诸逻辑或科学的哲学。在这方面，它与罗素和逻辑实证主义者所代表的思想类型明显不同。它更多的近似于剑桥分析学派的第二位创始人摩尔的思想方式。（注:当然也有差别。也许人们可以说，他可能在那里发挥的影响被维特根斯坦在牛津的思想氛围中所激起的狂热所遮蔽了。）像摩尔一样，牛津分析家们感兴趣的是语言表达式在其日常用法中的表层结构，而不是去用逻辑工具把数学和科学思维的深层结构“形式化”。

如此关注日常语言在哲学上怎么可能是重要的甚至是有意思的呢？新运动的批评者否认哲学能够这样发展，并嘲弄新思潮的主张将导致哲学的完全平庸化。罗素就是这样一位批评者。

事实上，回击不相干的指责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人们也许可以这样回答:为了具有哲学意味，对日常语言的关注必须旨在解决某些已公认的构成哲学问题的难题和谜团。这一条件明显为吉尔伯特·赖尔的理应著名和有影响的著作《心的概念》所满足。若要说的话，它的题材是“哲学的”。它处理心智现象的本性，并批评他所谓的关于“机器中的幽灵”的笛卡儿神话。探讨该问题的新方法或方式在该书前言中描述如下:“构成本书的哲学论证并不打算增加我们关于心灵的知识，而是要校正我们所具有的知识的逻辑地图。”哲学的任务不是去发现新的真理，而是要阐明（旧的）意义。

也许对于后代来说，哲学家约翰·朗格肖·奥斯汀会作为战后牛津哲学最具原创性的代表人物突显出来。在他那里，情形是更为复杂的。他于1960年去世时相当年轻。我愿把他称为这种新形式的经院哲学的精妙博士，若对细节作必要的修正，则可以把他与六个半世纪以前的另一位牛津哲学家相比拟。在探察语言用法的概念阴影方面，奥斯汀是罕与其匹的大师——我想说，在这一技巧方面他甚至胜过维特根斯坦。不过，在奥斯汀那里，他对语言的概念观察是否总是与哲学相关，这一点并不总是清楚的。奥斯汀本人把他的分析活动说成是语言现象学的开端。这本身不是哲学，却是哲学的许多副产品之一，是“一门真正的、综合性的语言科学”。（注:Austin 1956, P.132. ）它的起源类似于许多其他科学的起源，如17世纪的物理学或19世纪的心理学和社会学。在他那篇富有特色且有措辞巧妙的标题的论文Ifs and Cans（《假如和能够》）中，奥斯汀写道:“于是，凭借我们能够借以摆脱哲学的唯一途径，即把它踢到楼梯上去，我们将使我们自身从哲学的又一个部分中脱身（仍将有足够部分的哲学留下来）。”（注:Austin 1956, P.132. ）——人们应该把这些话语与石里克关于哲学转折点的那篇论文的结语相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