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从40年代晚期到60年代早期，日常语言哲学在牛津繁盛一时。奥斯汀不适时的去世确实对它的衰落起了作用。具有重要性的还有恩斯特·捷尔勒尖刻的、部分是极端不公正的批评。（注:Gellner 1959。罗素为这本书写有导言。）但是，在这种哲学已失去其活力很久之后，牛津仍然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哲学家们朝圣的麦加，他们前来的目的是为了使自身熟悉这一新型的分析哲学，后者归根结底起源于后期维特根斯坦。

独立于牛津，这种哲学也开始侵入美国。由于麦克思·白拉克特别是诺曼·马尔康姆的努力，康奈尔大学成为维特根斯坦哲学中心，其影响迅速传遍整个美洲大陆。两位哲学家在战前都在剑桥学习过。马尔康姆也许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好地以一种对哲学作出原创性贡献的方式，继承了来自维特根斯坦和摩尔两人的综合性影响。

与此同时，属于逻辑实证主义和经验论变种的分析哲学也在美国扎下根来。来自中欧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在这个过程中作出了并非无意义的贡献，他们逃脱了在他们的祖国可能会受到的肉体和精神的蹂躏。在这里只要提到少数几个最杰出的名字就足够了:鲁道夫·卡尔纳普，汉斯·赖欣巴赫，卡尔·古斯塔夫·亨佩尔，古斯塔夫·伯格曼，赫伯特·费格尔，克尔特·哥德尔，以及阿尔弗里德·塔斯基。不过，在美国已经存在一种土生土长的传统，它类似于由罗素和逻辑经验论者所代表的分析传统，其中心是哈佛，它的两位领袖人物是C·I·刘易斯和比他年轻25岁的威拉德·范·奥曼·蒯因。两人都与哈佛的美国实用主义传统相关联。威廉·詹姆士和查尔斯·皮尔士是实用主义的两位经典大师。实际上，皮尔士可以看作是分析哲学的另一位创始人——与罗素、摩尔和处于他们的背景中的人物弗雷格相并列。皮尔士的影响仍在增长中。

当巡览分析哲学的当代状况时，有两件事情十分显眼。

一件是这样的:尽管该运动绝不只是活跃在说英语国家，它已成为一场世界性的运动，但它仍然是与盎格鲁—美利坚文化的影响相关联的。该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其发源地是在中欧。它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外力的干预。如已表明的，为了在欧洲大陆重新确立自身，所花时间之长令人吃惊。对此的解释可以从下述事实看出，即存在着在德国和法国更适合生存的哲学传统，如黑格尔主义和现象学。另一个起作用的原因可能是这一事实，即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精神上，大陆的分析运动都是“边缘性的”。直到最近为止，它原初的大部分影响范围都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令人窒息的压力之下。现在，当这一插曲已经结束时，也许可以合理地预期，在那些分享该运动的早期历史的国家，哲学中的分析思维会得到复兴。这将与他们的寻“根”和追求“民族同一性”的探索相一致。

当重新审视今天的分析哲学时，触动我们的第二件事是它的令人迷惑的异质性。什么是今天的“分析哲学”？一位细心和有影响的观察者里查德·罗蒂，在他著名的书《哲学和自然之镜》中写道:“我认为，不再存在任何可称之为‘分析哲学’的东西。”（注:Rorty 1980, p.172。）他把这一点与下述事实关联起来:称自身为“分析的”哲学在许多情景下已获得一种哲学建制的地位。（注:Rorty 1980, p. 172。我注意到，“分析哲学”这个名称，就我所知的而言，在该运动的历史上相当晚的时期才开始流行。它逐渐取代了“逻辑实证主义”这一标签，后者在已变得陈腐之后还残存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术语上的这一改变明显应归功于阿瑟·帕普的工作（1949和1955）。早期剑桥分析家和维也纳学派的成员坚持认为他们的方法是（逻辑和概念的）分析。但是他们并没有使用“分析哲学”一词去表示他们的新型的思维方式。可以说这一（新）名称反映了在该运动内部开始出现的调和倾向。）从此该运动失去了它先前具有的革命调子。它不再是一种向偏见和迷信宣战的哲学——如逻辑实证主义一度所自视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它本身已变成一具木偶，陶醉在自我满足之中，因而需要新的反偶像崇拜者与之斗争。

我将试图更清楚一点地展示这副相当令人迷惑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