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消息，然后呢?

虽然亨特充满热忱，新政府对改革的决心也让人信服，但是就已经公布的方针和政策来看，业界仍然面临许多难题。首先，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改革中许多政策的受益者都是大型的公共机构，例如HLF、私人长期赞助等——商家显然希望自己的品牌出现在伦敦市中心的大博物馆，而非边缘小城的地区小展览中。然而正是那些小型的独立机构、社区机构更难受到一般大众或商家的青睐，因而难以获得赞助，在财政上捉襟见肘。而对于文化艺术机构自身来说，在经费逐渐减少的困境下，机构内部各部分的投入比例也要相应调整，以维持机构生存为要。其中一个方案便是着重举办吸引眼球、吸引外地游客和相应收入的“大制作”，而相应减少实验性前卫展览或严肃学术性展览的投入，甚至缩减收藏、研究经费以及裁减人员。内外因结合的结果是，大型机构或许不会在这场风暴中受太大损伤，但长远看却不利于文化艺术的多元发展。牛津大学、“富人政党”出身的亨特是否能够做到除了去泰特美术馆为“大制作”剪彩以外，也关注到小型机构和独立机构的生存状况，把钱用在真正需要的地方呢?抑或是，建立起大博物馆独大的文化寡头政治?这正应了之前人们对保守党的商人本质的质疑。

此外，在英国，许多独立艺术家是通过与美术馆等文化机构合作，获得佣金或委托金而生存、创作的。这些机构的经费减少，连带也让赖以生存的艺术家受到冲击。格拉斯哥现代美术馆策展人Jean就曾打趣道：“许多美院的学生跟我抱怨说没米下锅，我就跟他们说，向我学习，找份正经工作吧!”再有，保守党在移民政策上对外来移民的步步紧迫，也可能引发行业内劳动力的换血。英国以创意文化产业和文化艺术教育闻名于业界，目前，在博物馆、美术馆、商业画廊、设计、教育各行业的从业者，以及为数众多的独立艺术家中，不乏来自非欧盟国家及亚洲各国而又未取得移民身份的人，他们中的大部分将不得不在越来越苛刻的签证标准下离开英国。

另一方面，目前的境遇也许反而为旅英的中国艺术工作者带来意想不到的机遇。由于中国日渐提高的国际地位以及艺术家群体、收藏家群体和艺术机构的日益活跃，英国艺术界也开始盯紧这个巨大的市场，有意发展与中国相关的项目。例如明年2月将在苏格兰伯勒尔收藏馆(Burrell Collection)开幕的《晚清碎影》展览近日就从政府获得一笔经费，策展人透露拨款针对的不是展览本身，而是展览开幕安排在中国农历新年期间，有助于发展社区合作和吸引更大的观众群体。对于有意在英国发展的艺术工作者来说，这正好印证了“危机就是转机”的说法。

排除各种不明朗因素，对于一个刚刚满月的新政府来说，一切对政策的评论都言之过早。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卡梅伦政府带来的新气息为英国的经济复苏带来了希望，而文化艺术则在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中被赋予了重要的角色。正如亨特所说：“对我来说，文化不只意味着创意工业产生的职位，也不只是它所带来的经济影响，不只是那些数百万人涌向电影院、剧院、博物馆和美术馆所能欣赏到的东西。文化更是对我们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定义，文化帮助我们了解和分析周围的这个世界，甚至逃离它 ——而我们只会因此而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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