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们目前正在策划的这个项目为例，这个项目涉及到抽象的问题、激浪派运动形成的艺术与社会背景，以及战后的行为艺术史。每个专题都将集中于一个以往不被艺术界关注，但却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巴西、东欧和日本。每个项目都涉及到多个领域，而且能够调动地区的与国际上的学者和我们共同工作。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的是，通过这个项目我们能够了解到那些不熟悉的观念、艺术家和艺术运动，另外，通过这个项目我们能够和其他的机构发展合作关系（例如档案馆、大学、其他博物馆、艺术家组织等）并且成为一个更大的国际化网络中的研究基地。我们邀请了来自东欧、巴西和日本的学者前来使用我们的收藏、图书馆和电影档案，总之，我们成为了他们的资料来源，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思想。不同规模的机构有着不同的资源可供相互分享，这是一种互惠的举措，而且这仅仅是个开始。

这也涉及到另外一点，对于MoMA十分重要，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有限的。我们的标准可以很高、我们的胃口可以很大，但是我们不是全知全能的。我总是说，我们可以学学美国的外交政策是怎样不作为的。当你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的时候，你肯定不是。我们在MoMA的工作就是去学习那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并且（而不是不停地开疆拓土）还要号召我们领域以外的思想家参与进来，共同思考全球化的多重含义，而他们中的一些也对我们这个机构的历史提出了批判。总之，我们必须增加知识。这是软实力，需要我们保持高度的自我意识。

艺术界的标准并不是MoMA这一家机构设定的，但它也确实设定了一些标准，特别是就20世纪的现代主义而言，就算说MoMA的收藏已经登峰造极那也毫不汗颜。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与其说MoMA设定的是准则，不如说它提供的是一种资格，换言之，如果说准则是固定不变的，那么资格则更应该被理解为流动不定的东西，是另一种构建现实的方式。我认为MoMA目前应该发出多种声音，当然这绝非易事：当你权力在握的时候你就可以表现出那种确定性，但是带着多元性的语气说话，而又不显得刺耳难听那就比较难了。我们必须组织行家唱主角的展览，但另一方面也要兼顾更广泛的人群的需要。必须留出足够的空间来展览另外的历史，事实上我们得到的希尔夫曼收藏（Silverman collection）就包括了重要的激浪派作品，而且在另外的现代性领域中，这个收藏已经成为了一座里程碑。MoMA和PS1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考：PS1以介绍年轻艺术家而闻名，但也在不断地回顾那些不是被遗忘就是暗淡下去的老一代艺术家，例如Lee Lozano和Jack Smith都在那里举办过个展。而且，最近在那里的展览《1969》也是一次实验：由MoMA所有，并由其他策展人（包括MoMA的档案保管）所策划的这个展览换一个地方能否生发出新的意义？随着MoMA和PS1策展人之间的合作不断频繁，他们之间的分歧也在所难免，但这是好事，能够为艺术家、学者和策展人提供一个更大、更具有活力的平台。这不是让一方效仿另一方，而更像是在家庭晚宴上让不同成员之间的交谈变得更加热切。

Mel Bochner，《绘画理论：1969-70》（Theory of Painting, 1969–70），Letraset印刷，装置，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PS1、长岛、纽约，2009，来自于展览《1969》

在我来之前很久MoMA就开始改革了。7个展览部门的总管当中的五个在这里工作了还不到3年，而且他们和我不是一代人。我相信，MoMA所采用的技术的创新并不仅仅是技术本身的问题，也反映了某种更为内在和深层的东西。我们这代人也许不能完全跟上数字时代的步伐，但是我的同事们却能本能地采用计算机这种体制管理方式，通过管理网络来处理问题。在重新布置展览、安放艺术品的时候这种趋势已经非常明显，而且我们也不断地面对着专业化与媒介的问题。例如，Leah Dickerman正在策划一个关于抽象起源的展览，并且请来了舞蹈、诗歌和音乐领域的专家来给她提供建议，这次展览的所有展品都来自于同一家机构，而不同领域的参与则能从多个方面带给观众不同的感觉。

我认为，向艺术家学习很重要。也许保守是博物馆的天性，因为博物馆需要对物品进行耐心的照料，并且要维持历史的延续性。但这也正是为什么我觉得有必要让艺术家参与进来，提出问题、讨论问题。格格不入对于艺术家来说是一种必要的气质，这种气质在今天看来更是弥足珍贵：收藏非物质性的东西有没有可能？艺术家重新表演自己之前的作品有什么意义？或者说观众与表演者还处在原先的位置意味着什么？在这些问题面前，我希望艺术家给我们的启发比我们给他们的要大。同样令我感兴趣的是那些并不以艺术家自居的人，却通过YouTube上传那些很有表现力的东西，例如电影、舞蹈、音乐等等。不知他们是不是我们的观众，我们正试图将这部分人调动起来，这样我们的服务对象与参与者的构成将会发生很大变化。这也将产生新的分配和展览体系，这是需要我们理解和采用的。

我想，对艺术家敬而远之，这是一种文化；对暖味不明、模棱两可的东西不感兴趣，这是一种文化；不能容忍从失误中增长智慧，这也是一种文化。我们教育别人怎样回答问题，但是从来不教他们如何提出好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在体制内工作，因为我们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让人们明白，作为人类，矛盾不定也许是我们能够把握的唯一真理，而且，如果是为了探索知识，纵然是失误也有价值。如果我们小心翼翼地避免那些有建设性的失误，那么我们是什么？我们不就成了物品储藏室了吗？物品的意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这本身就耐人寻味。有多少人观看，它就能产生多少意义。意义随着时间和语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但问题依然是：我们如何才能鼓励观众不要为了一个固定的意义而去观看，并激发出他们自己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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