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运动
1937年6月30日,戈培尔授权给Ziegler和一个五人委员会以自由参观所有德国重要美术馆的权力,然后由他们来挑选参加《堕落的艺术》展览的作品与《伟大的德国艺术》同时展出。
“在元首的明确授权之下,我授权Ziegler来选择和判断参加自1910年以后的德国堕落的艺术展览的作品,包括绘画和雕塑,范围包括德国的国家收藏、以及独立的地区和本地社团。你们必须在Ziegler检查和选择作品时给予全力帮助。”
———————————戈培尔
这个官方的指令要求去界定那些侮辱德国人感情、破坏和搞乱自然形态、缺乏必要的艺术技能的艺术作品,将这些堕落的艺术和《伟大的德国艺术》一起展览就可以显示出官方艺术至于堕落的艺术的胜利,这次展览的野心远远比1923年之前的那些小打小闹的展览要大。Ziegler授权的小组每个人都很能“胜任“这份工作,其中Count Klaus von Baudissin为纳粹党卫军官员,在他担任埃森Folkwang美术馆的馆长期间,他已经将美术馆变成了反对现代艺术的典范,Wolfgang Willrich,《净化艺术的殿堂(Säuberung des Kunsttempels)》作者,这本小册子在《堕落的艺术》展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成为寻找堕落的艺术的指南。委员会另外的成员为艺术设计专员(commissioner for artistic design)Hans Schweitzer、艺术理论家Robert Scholz、艺术教师兼辩论家Walter Hansen。
根据这些“胡言乱语”,在七月的前几个周内,有来自28个城市的32座博物馆的大约700件作品被送到慕尼黑,各大城市的博物馆的现代主义作品被清除出来,以曼海姆的Kunsthalle美术馆为例,他们挑选了18件绘画、5件雕塑、35件其他图画作品立即运送到慕尼黑。
这个委员会在夏季几乎走遍了所有的美术馆,挑选另外的参展作品,所以总共有大约16000件绘画、雕塑和其他艺术作品被没收并运到柏林等候最后的处置,这个委员会逾越了他们的权限,他们没收了很多1910年之前的艺术作品,其中也包括很多非德国艺术家的作品,这样的掠夺一直持续到1938年,一项法令的颁布使得这一切都合法化了,这项法令强调那些由美术馆所有的或者公开向公众展示的堕落的艺术作品可以被国家无偿的挪用而不需要支付赔偿金。
那些没有被包括在《堕落的艺术》展览中的艺术作品还有在第二轮的筛选中没有被选中的艺术作品都被保存在了柏林Köpenicker Strasse的一座仓库之中,在那里他们被编辑造册,其中具有“国际价值”的艺术作品被送到了另外的一个在Schloss Niederschönhausen的仓库,他们可以被卖到国外以获得巨额资金。戈培尔创立了另外一个委员会来处理没收的艺术作品,他们来决定哪些作品可以出售以及以什么价格出售以赚取外汇,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包括Ziegler 、Schweitzer和Scholz,另外还有Franz Hofmann 、Carl Meder、 Karl Haberstock和 Max Taeuber。
堕落的艺术
1937年7月19日,Ziegler在《伟大的德国艺术》展览的对面举办了《堕落的艺术》展览,这是一栋原先是考古研究所的建筑,这些展厅被清空了,临时分割成很多空间,而展览的作品就凌乱的悬挂在这些空间之中,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如果一个人知道这些作品是被没收之后运送到慕尼黑并且只展出不到两个星期时都会这么去做的。在这些展览的作品中,有些画作的外框已经被取掉,而且被很不清晰的归类到一些主题之中,这还是表现主义艺术作品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展览。第一个展厅的作品被以宗教、犹太艺术、对妇女的歧视来进行分类,其他的艺术作品则是共同的综合主题,但是这些艺术作品都是被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所讨厌的艺术品,其中包括抽象主义、反军国主义的作品,另外还有那些看起来像是由精神疾病患者创作的作品。在很多作品的展墙下方贴粘着手写的标签,上面标注着这件作品原来被美术馆收藏时的价格,其实,战后德国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这些价格的数字被严重的夸大了,在1920年1美元可以兑换4.2亿马克,而这些却没有被标注出来。
作品的价格和被处罚的批评家和美术馆馆长的言论以及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党成员的处罚声明被杂乱的写在墙上,因为参加展览的作品都是从公共收藏中没收而来,所以这个展览的目的不仅仅是指责那些艺术家,同时他们也将抨击的矛头指向了参与收藏这些作品的机构、馆长、策展人、以及艺术经纪人。
《堕落的艺术》展览虽然在9月底就已经结束,但是展览所引起的巨大反响使得展览被延续到了11月底,展览也被安排成了在德国其他城市也要展出的巡回展览,而柏林成为巡展的第一站,而各个Gaus(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将德国分成了很多名为Gaus的行政区划以方便管理)的领导者都想能够争取到机会来展出这个展览,但是只有最重要的地区才会获得这样的机会,在1941年4月期间,各种不同结构形式的《堕落的艺术》展览总共在13个德国还有奥地利的城市中展出,在慕尼黑的展览闭幕后不久,Zieglers任命Hartmut Pistauer为展览的协调人,他主要负责每次的展览场地安排,监督展览的布置,在展览开幕时代表宣传部(Ministry of propaganda)接待参观展览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重要人物。
当《堕落的艺术》展览在慕尼黑开幕时还没有宣传册出现,而在展览即将结束的11月,一本32页的宣传册已经印制出来提供给参观者,这本展览指南概述了这次展览的目的以及希特勒抨击这些艺术及其创作者的演讲片段,那些曾经出现在慕尼黑展览墙壁上的语录也出现在了小册子上,Schultze-Naumburg的展示方法也在此发扬光大,由经神经病患者创作的作品同Rudolf Haizmann、Eugen Hoffmann、Klee和Kokoschka的作品并置在一起,并配以这样的说明:“在上面的几张作品中哪张是由精神病院的疯子创作的?”虽然小册子中出现的作品并没有全部出现在《堕落的艺术》的展览中,但是创作这些作品的艺术家却全部包含在这个展览之中,小册子的封面是一件名为Der neue Mensch (The new man)的作品(这件由犹太艺术家Otto Freundlich创作的著名的作品后来被破坏了),封面上的Entartete “Kunst”的字样使得图片的一部分模糊掉了,通过将“Kunst”一词印得好像用红色的粉笔胡乱涂写的样子,这样的传达方式已经明显表明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观点,他们认为这样的材料本身就是堕落的,因此他们更不会认为这是艺术。
一个不可避免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堕落的艺术》展览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要去攻击、宣传并且传播它?至少一个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纳粹仅仅是没收了这些作品然后再销毁,那仅仅是增加了一些文化殉道者而已,而通过举办《堕落的艺术》展览,他们可以告诉那些曾经认为现代艺术是难懂的而且是精英文化的德国大众以及现代主义者,不仅仅是那些出现在展览中的作品而是这一类型的艺术将不再被德国所容忍,另外通过熟练的政治操作使得这一行为成为像是被德国大众授权去做的行为。
而一个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文化审查中出现的问题是,不管他们如何去提供严密的论证以区分健康和堕落的艺术,也不论他们如何努力去消除后者在德国公众中的痕迹,这些反对现代主义艺术包括文化、音乐、电影的行为都招来了非常多的质疑和抵触。但很不幸的是,那些曾经具有辉煌成就的兴起于20世纪初的德国现代主义艺术还是在1937年暂时停下了他们的脚步。艺术家、作家、导演、诗人、音乐家、批评家还有各个学科中的精英人士都被迫采取极端行为,有的移居国外,有的选择沉默,很多被没收的艺术作品被毁坏或者从此消失在公众视野之中,很多杰出的德国艺术家的创作灵感被打断,但是那些幸存下来的艺术作品、文献以及记忆可以让我们重建并且相信德国的现代艺术没有而且永远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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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骆阿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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