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转向”的现实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变动的一个主要变化，外在的也是内在的深刻变化，是中国人所谓的“改天换地”。改朝换代往往同时意味着改天换地，意味着从空间着手展开的权力巩固与权力再生产。空间的改造与空间再生产，既展现了历史的变化、社会的变迁、权力的运作，也反映了不同时代中人的空间意识与空间意志的变化，以及加诸于空间、寄托于空间之上的权力志向、欲望、想象以及美学趣味等。

以往，反映社会变动与人类生存状况的视觉报道，一般以报道纪实摄影为主要形式。这种报道体裁，习惯于从空间中人的相互关系(当然也是一种社会关系)着手，以新闻性、事件、故事情节为主要内容，展开对于社会现状的叙事性的报道与描绘。空间，作为人的社会活动的背景，只是作为一种必要的铺垫而附带性地出现于画面中。许多优秀的摄影家，出于一种职业习惯，在报道中关注的大多是人的具体活动。而判断一个摄影(记)者优秀与否，其标准也往往是以能否娴熟捕捉人的动态、表情、人的相互关系即社会关系为判断。而摄影者自身也往往没有意识到空间在社会变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不认为空间本身有可能成为一种考察社会关系与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对象。人们习惯性地以为，要“知情”，只要在人的相互关系与社会活动中寻找“真相”即可。殊不知，当代社会中，空间所隐藏的信息，围绕空间展开的各种实践与博弈，本身也属于市民“知情”的重要内容之一。“真相”也在空间之中。所谓“知情”，也在于对于空间的了解与把握。而以摄影这个方式来揭发空间中的信息与秘密，可能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摄影的“凝视”的观看方式，既可给拍摄者以充分的时间观察与描述空间，也给予观看者以充分的时间去分析、了解社会空间的构造与关系、空间中权力的运作方式以及被空间所改变了的社会关系。

但是，在有关中国社会变动的摄影实践中，作为主语与主体的空间的描绘与描述，空间作为一个问题意识与表现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获得关注。空间，从反映社会变动与人类生存状况的摄影报道中脱落了。这种“空间的脱落”，当然与中国社会实践中对空间本身的关注度与人的空间意识的发达程度有密切关系。如果不是在一个资本与权力竞相以空间为最终筹码疯狂争夺的时代，空间意识形态、空间的意义与价值也确实不会像今天这样如此突出。因此，呈现空间，是不是也同样可以呈现社会变动?答案是肯定的。也因此，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回避摄影中的空间表现，都会令我们失去了解社会与自身的一个重要途径，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有时甚至可能就是一种失职。

而摄影的空间再现，无论是属于纪实报导还是艺术创造，其主要特征与能力都是描述，而不是叙事。它不依靠故事情节，而是依靠物质细节在空间中的无限延展来展开深入细腻的描述。大景深、大像场是这种描述的特色之一。虽然拍摄者在视角的确定上具有主观选择性，但在影像描述时却是借助照相机的光学物理性能而对一切细节一视同仁，以尽可能充分多的细节的“量”所具有的包容性，来具体刻划空间的“质”，形塑空间的具体形态。这种叙述特性，既基于摄影本身的观看特性，同时也促使摄影表现摆脱了一种由新闻报道摄影的规训来控制的叙述束缚，而且也潜移默化地促进了纪实报道摄影本身的变化。这个变化之一是，从对情节的捕捉转变到对细部的凝视，尤其是对于空间整体的描述与对于空间构造本身的细部的刻划。这样的空间描述的摄影修辞手法，使得摄影的空间表现拥有了自身的语法，而且也引起了纪实报导摄影与艺术表现的融化。这种当代摄影中的“空间转向”的变化，同时表现为在模糊了纪实与表现的边界的同时，也质疑了艺术与记录的各自定义。

对于空间的关注，同时也表示摄影家对于时间的理解与表现发生了变化。纪实报道摄影中强调捕捉瞬间，那是镜头挤入、切入、介入事件中的瞬间，是分开的瞬间，是一种排除性较强的瞬间，其片断性强，摄影者在事后通过将片断重组，以求重新还原事件的“真相”。而像缪晓春、曾力、王国锋这样的摄影家，当他们表现大场面空间景观时，往往会采取移轴拍摄的方法，以克服照相机镜头视角的限制。在没有电脑的时代，也有用接片拍摄的方法来解决开阔景观的拍摄。而现在的做法是，或者通过调整照相机的镜头光轴位置，或者通过在水平方向平移照相机的方式，把在水平方向展开的建筑与空间拍摄下来，然后经过计算机软件的处理，将这些大场面的场景拼合成一个整体感强、没有视觉不适的长宽比悬殊的画面。这些看似照片的照片，其实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次性拍摄而成的照片。它已经不是一张成立于一个瞬间意义上的照片了。一个空间影像中，其实叠加了或者说压缩了复数的瞬间与视点，但最终出现的却是一个统一感强烈的时空画面。它是通过光标在屏幕上的慢慢移动，把多张照片细细拼接而成的一张“照片”。光标的移动在此类似于笔触的描绘。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认为，数码摄影中的“笔触”其实就是光标。这样的实践实际上已经给当代摄影的空间表现带来了新的思考与问题。照片呈现的是疑似的透视法视觉空间。这样的空间处理，在什么意义上是合法的?我们眼前看到的空间，与我们所想象的摄影这个“透明的”视觉装置的蛊惑人心的客观性一致吗?“瞬间”还有其特权性吗?

正如法国学者雷米·埃斯(Remi Hess)所说：“空间应当被当成一个总体来考虑。我们应该在它的复杂性中接近它，并在这种复杂性展开对它的批判。那些关于空间、景色、乡村和城市的描述性作品则不再重要。它们都是通过剪裁形成的。它们仅仅是空间中所存在的事物的清单而已。”(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P11)我们强调“空间转向”，并不只是看是否给出了“空间中所存在的事物的清单”。必须指出的是，“空间转向”指的是关注现实问题的“空间转化”。它与从来就有的把照相机一架，对准空旷风景的无物之阵一阵猛拍不是一回事。当代摄影的“空间转向”，不是要将有深度的、激活了思考现实的空间现实简化为一种无深度的、美丽的平面风景，以空间之名抽空空间的现实性，使空间表现贫乏化，而是以深入的空间描述赋予现实以深度，提供反思现实的空间维度。当代摄影的“空间转向”实践，要突破的是一直以来对于空间与现实的关系的故意忽视与贬抑，使现实与空间之间重新获得一种批判的联系。

与至今仍然不断的外出“采风”之风不同的是，空间作为一个主题在当代摄影的出现，有助于帮助摄影家重新认识摄影的社会功能。与到视觉刺激性强的外地、外国、边地、山寨表现外国人“他者”与少数民族等国内“他者”相比，呈现空间所体现的社会变动，以及空间作为一种新社会关系的生产力，更具有现实感，更具有挑战性，也符合大时代对于摄影以及摄影本身的可能性的期待。而只起帮闲作用的“采风”，其隐蔽的目的之一，是转移摄影人的现实兴趣，消解摄影的现实指向。以“采风”这样的边地(我们可以称为“异文化空间”)趣味来取代对于本地、本土现实的关注，转移对于严峻现实的关注，既帮忙又帮闲，一举两得。什么时候，这么多的中国摄影人能够扎根本地，从本地发现问题，什么时候中国摄影就会有健康的发展，中国摄影就会受到社会的重视与尊敬。这让我想起了山东东营的摄影家们。他们虽然身处并不热闹的城市，但出自一种本土关怀，以摄影观看家乡，而且从空间着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尤其是，面对以跑外地取代对于本地现实与本土现实的深切关怀的情况，摄影的“空间转向”其实是有自己鲜明的现实取向的，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新的社会矛盾与利益博弈，在当代社会实践中更多体现在对于空间的定义、理解与权益的争夺上。空间成为了交换、消费、控制的商品，对于空间的敏感，对于空间在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的再生产中的表现，也考验摄影家的现实敏感度、社会责任与摄影表现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摄影的“空间转向”具挑战性甚至是有风险的。不要以为看似静止的空间就不能成为社会考察的对象。谁的空间，谁在控制空间，谁在表现空间，谁在控制空间的呈现，其实充满了复杂的政治。空间就是一种政治。当然，我这里所说的政治，指的是各种力量较量的政治。在这里，不惮争议再说一句，拍摄什么就是一种政治。既然权力与资本以空间为中介、为中心展开其目的昭然的实践，那么摄影家以空间为中介，以空间为中心展开某种反击也是理所当然。

而另外一个问题也随之出现。那就是，不断发展的空间叙事，在丰富了对于空间的认识的同时，是不是也会演变成为一种新的形式与语言专制?这也是需要我们警惕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探索，在丰富了我没对于空间的认识与空间表现的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仅属于他们，而且也属于所有关心人类命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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