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家要有两个脑子

Hi：这个逻辑不可能是一个主流的逻辑吧？

尹：关键就是，不管是海归批评家、本土批评家，还是外籍批评家，大家不但都在这个逻辑里边，还要拼命地去强化这个逻辑，这是让我觉得最遗憾的地方。而且中国当代艺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没有户口本，这就导致这些当代的艺术家们变成了一个没有谱系的，像私生子那样的状况。这就乱了，为什么乱了呢？如果放在西方这个架构或者系统中来看的话，中国当代艺术是没有谱系的，没有出生证和户口本的，这就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如果一个西方人问我们说，中国当代艺术的独特性在哪里啊？我们该怎么回答呢？

Hi：回到你考古的老本行了。

尹：对。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谱系学给弄清楚，到底谁是更早的，谁影响了谁。我觉得这里面就有这样两层意思：一个是中国当代艺术不是西方艺术。因为西方艺术只回答它本土的的问题，东方的任何问题跟它都没有关系，但中国艺术家就需要有两个脑子，既要回答本土的问题，又要回答全球的西方问题，这就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特殊性。另外一个是中西两种制度。我们知道中国现在在进行社会主义实验的同时，还在搞一个资本主义的实验，这在美国是没有的，而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特殊情况。

Hi：刘小东，你觉得近20年来，哪种力量对你创作的影响最大？

刘：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听过一个老外的讲座。他对中国人画油画持怀疑态度，他说中国人不懂色彩，所以不能画油画，这句话对我的刺激很大。因为你画了这么多年油画，居然有人说你不能画，这一点成为我这些年来一直追求色彩的一个驱动力。另外一个是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瞎聊天时，他说中国人的造型都很乖巧（音），都不大方，这点也让我很受刺激。就是觉得作为一个中国的艺术家，血液里有两种不好的倾向，一个是色彩，真的不好，另一个是造型，不够大方。这两种美学态度，我觉得对我的创作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直到现在，我还觉得一个画家只有解决好色彩和造型两个方面，才是一个真正好的画家。其实这20多年来，我自己一直都在朝着这两个方向去努力。另外社会生活也在改变，如果这两点不符合改变了的社会生活，我会觉得作品没有内容。

Hi：尹先生，你怎么看刘小东这20年来的变化？

尹：我觉得首先一个是，他能把自己作品想要表达的内容跟现实生活有效地关联起来，让高度私人化的东西同社会生活之间产生一个吻合。比如说他去意大利画垃圾，垃圾本身不能构成政治生活，但小东的特殊之处在于他能把自己的态度反映在垃圾堆中。这样作品就不再只是个回忆，而变成了某种回应，并同更大的社会发生了互动关系。你知道，在毛泽东时代，很多艺术家因为都画毛主席像、画工人农民的肖像，这就导致大家彼此之间没有了区别。所以在文革之后，这些艺术家都想方设法去掉这种劳动的痕迹，比如手感啊、笔触啊之类的。但小东并没有简单的放弃这种痕迹，反倒利用这种东西，跟私人生活发生一种关联。其实如果我们画画，是一定要有笔触和手感的，有了手感才会感觉到亲切嘛。如果没有，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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