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硕士研究生崔彬，答：王远

以下问者简称崔，答者简称王。

崔：俄罗斯、中国与欧美相比，同样是比较落后的国家，艺术发展同样是受到西方的影响，我们国家更是有引以为傲的古代文明，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自不必说，但为什么我们中国却出不了像马列维奇、康定斯基、塔特林能开创出流派、影响巨大的世界级艺术大师?

王：艺术大师的出现不是一个单单艺术领域的问题。从历史来看，所谓世界级的艺术大师都与其国家的社会制度以及国家的综合力量有关。从俄罗斯的历史看，他们首先是一个有着强烈的民族文化意识的多民族国家，而国家在一定历史阶段的强盛以及对统治的理解不仅仅是依靠国家强力机器，对于宗教及艺术的大力扶持与宣扬也促使人民对灵魂、文化的依顺成为一种可能。在宗教、文化的不断净化过程中，人民加深对祖国的认识以及在精神层面上的神圣自豪感。这种对宗教、文化的尊崇使得人们的信仰超越了物质的困扰。沙皇俄国叶卡捷琳娜时期，女皇就在世界各地大量地购买世界著名艺术品并亲自筹办列宾美院的建立事宜。这些历史的文化积淀与价值取向的弘扬使得俄罗斯的文化艺术在国民的意识中产生了无法或缺的崇高地位，这些基础也因此使俄罗斯产生那么多的大师级人物也不足为怪了。

中国的历史（主要是汉文化的历史）由于儒家文化的漫长作用，中国历来不图谋向外扩张的意图，所以也谈不上对文化的扩张企图。在盛世时期可以傲视四方，但没有远征他国的雄心。历史也说明被征服的国家其文化也同时被强国所覆盖或同化。

近百年的中国历史也表明了一个文明国度的缺陷暴露出始终的虚弱，这种虚弱的境界与在世界的碰撞中变异为一种阴柔的境界。我不敢苟同这是一种恰当的中国文化的境界。回顾历史众多的仁人志士奋不顾身地为国家、民族的振兴而奋斗。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一次西学东渐的强国举措，现在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与五四时期没有什么区别，而区别只在于国家在历史阶段所面临的前提有所不同。但是，至今的结果同样没有在文化精神意义上有所突破。这一状况的改变也许需要几代人的过程。

崔：一件艺术作品若能成为好的艺术作品，您认为这个标准是什么？

王：首先需要有相关的艺术直觉修养，这一修养与鉴赏的能力有关，其次在于对艺术的表达能力上。我对好的作品的定义不是建立在作品之外的因素，而是建立在视觉的历史过程中。应该说好的作品是特别的，新鲜的，可能还是陌生的。不管是从哪方面考虑，我首先从视觉的角度来审视作品，如果视觉经验告诉我所看到的艺术作品很熟悉，那我的生理反应就会很不舒服。当然，艺术的言外之意也首先是通过视觉的观察为前提的，否则，艺术的特点会被其它领域所替代或覆盖。

崔：这么多人搞艺术，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他搞艺术到底是为了什么，有的人为了钱，有的人为了名利，一个艺术家能被称为好的艺术家，您的标准是什么？艺术家心里应该有怎么样的担当?

王：开始的一切都无所谓，谁也不是一出生就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为钱、为利都无可厚非，但要看这些现象与他人有什么关系。如果一定要我确定标准，那么在当今社会，有名、有利、理想还没有被幻灭，算是一个不错的艺术家了。

崔：您比较佩服那几个艺术家，国内的或者是国外的，为什么佩服他们？

王：佩服一个人首先要了解这个人，对于那些国内外的著名艺术家我只能从艺术的角度来观察，真正说佩服那就比较草率了。应该说我比较尊重人格与艺术都一致的艺术家。

崔：艺术品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应该体现在哪里?

王：艺术在中国有点被放大了作用。我主要说的是那些把艺术的功能与改变社会的制度相联系起来的艺术现象。对于艺术功能及其作用在艺术历史上有夸大的案例，这也是艺术家对艺术进行拓展其范围的一种努力尝试，而这种尝试是在一种思维的范围上展开的。如果脱离了艺术的人文思维意义（视觉思维，大脑思维）转而把艺术当做一种“物理工具”去解决现实生活的具体问题，那么，艺术的最终意义结果将脱离文化特性。

崔：我有时候就感觉我们中国人只知道继往，却鲜少有创造性，你认为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我们很多艺术家创造性的缺失？

王：创造性的缺失与国家制度、公众价值趣味、艺术的多元标准、个人对艺术的理解与能力等多方面因素相关。作为一个具有创造能力的艺术家，在当今社会崇尚物质的时期，如何克服来自精神与物质的诱惑，这是一个较难的问题。所谓精神诱惑是对那些中外流行的成功艺术家的艺术风格的回避（包括历史上的），其次，就是现实生活的压力可能会慢慢地磨灭了艺术家的创作理想，转而为钱而艺术了。

崔：您的绘画作品有偶发的因素么?您的许多作品用色都极为艳丽暧昧，您又是如何想到开始三角绘画的？有特殊的意义在里面么？您的创作激情来自什么?画画过程中会不会有挺无聊烦闷的感觉？

王：绘画的偶发性也是绘画艺术的一个重要特性。应该说任何一种艺术表达形式都有其不可替代的特性，如果离开了该艺术表达的特性，也就淡化了该艺术类别的定义。真正开始思考如何创作三角形油画是在1997年，而完成的第一件三角形油画作品是1999年，其后就一直在画三角形的油画。我的作品确实大多色彩艳丽暧昧。这些讲起来可能要很长，在我的其它文章里我已解释了，总之与我看世界的方式有关吧。创作激情可能是一种本能的表达欲望，而这种欲望我理解为对存在的困惑。创作过程的迷茫阶段是每个艺术家都会遇到的，这不是一个最糟糕的状态。

崔：您画一幅画之前心里有没有一个构思，或者是在脑子中有没有这幅画画成之后的大致感觉？

王：起初有一种朦胧的感觉吧，这种感觉也是冲动的元动力。但这种感觉的清晰程度会在创作推进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明确并延续至作品完成。

崔：您前后多次出国，这些经历对您有何影响？

王：那是肯定的。我说的意思是思维上的变化，或许对我看问题的角度会有很大的调整。但对我的创作影响并无多大改变，可能以后会吧。

崔：作品中材料运用与表达是怎样的关系？新材料的拓展的意义在哪里？

王：从历史观的角度来看当代的意义，无非包含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物质方面，每个时代都会产生一些新物质材料，也因此新物质材料的出现代表着一定时代的物质烙印；同样，在精神方面，每个时代也会产生时代的精神内容，这些精神内容也反映了时代的精神特征。

所以，艺术中的新材料运用或许会带来视觉意义的改变，作为当代人的精神内容（所思所想）都会通过各种材料的表达被艺术家意象地融入到艺术作品中。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崔：您认为艺术中形式大于理念么？

王：从中国的近现代史来看，艺术的理念大于艺术的形式。传统的理解往往是割裂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形式在艺术中的理解，我认为艺术界受到了历史性的误会。形式与理念在艺术中是无法分割的统一体，对于形式的理解我可能不同意大多数人的看法，形式本身就有理念（艺术家创作过程中的形式思维考虑），而理念的形式也首先反应在文学创作中（可以查阅一下俄国形式主义的由来）。但作为视觉艺术，作品完成形式是以视觉方式沟通，视觉形式应为先觉，其后会发生理念后果，我把这种关系称为形式思维，也就是视觉后的思维。应该说没有一件艺术作品没有思维，只是这一思维在先与在后的问题。如果艺术作品是思维在先的话，那么视觉的意义就被忽略了，也因此作品的存在就显得是多余的附庸品了。

崔：您在文章中多次提到：要建立我们国家自己的文化表述方式。就艺术来讲，您认为应该怎么做？

王：由于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至今，对于中国性的讨论也是反映了一个文化独立的问题。但是中国当代艺术的文化建构仍然一直在外围空泛的进行迂回讨论，也没有一个实质性的理论突破。确实中国当代艺术在近三十年的努力，出现了一些在视觉艺术领域具有独特的艺术作品，然而，在理论上与表述概念上却始终依附于西方美术史的表述方式，其结果被无奈地当做无偿帮别人盖房子的劳工，这有点让人不免感到一丝悲凉。所以，我在多篇文章里阐述了文化表述方式与文化概念的重要性。

崔：有一句话是这样的：一件好的艺术作品要有时代性，要有民族性，要有独特性，从这句话来讲，所谓的好作品是不是只有在作品诞生的时代才最具意义？现在有些已故大师的作品价格很高，除去市场因素，是不是更多地体现为历史因素?

王：基本认可。但对于好的作品是否在当时就能受到理解，历史也告诉我们，这只是一种愿望。历史上的佳作有些今天看来也很好，这说明作品的生命力具有跨时代的意义，艺术作品的价值意义不仅显示在历史价值上同时也反映在对后人所具有的启示作用。

崔：现代主义颠覆了传统的美学原则，在反叛中却建立了另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然后又有人要打破新的美学原则，这种轮回是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么？

王：一个时代不可能重复另一个时代，从时空上也不可能。对于我而言，艺术的发展不纯粹是一种超越概念，可能每个时代做得不一样就可以结束了。

崔：当然，在形式主义方面我们也不能一味地追随西方的形式主义美学观，但也不能照搬传统，重要的是如何结合好我们传统文化的品质并发挥出具有当代意义的形式美学价值，也只有这样我们的生活才能有更美好的视觉。这是您文章中的话，就这个问题，您认为应该从那些方面着眼？

王：前面已经说了。可以从当代人的当代物质与精神方面去考虑。要补充的是对于知识的运用和理解与对生命如何去发挥体验外部世界的作用。

崔：您能否谈一下您对当代中国艺术现状及其发展趋向的看法？

王：没有这个能力。

崔：您是怎么看待新媒体艺术的？

王：很感兴趣，只要是做得不一样或有意趣。

崔：您认为艺术的本质是什么？

王：还是人。

崔：能否谈一下您所提出的“涂象”艺术的概念及它的意义所在？

王：不是文章都写了吗。就“涂象”这个概念，在词典里是没有的这一点来说，我的企图应该很明确了，如果以后词典里多了一个“涂象”艺术的词，那就更好了。

崔：您能否谈一下您对中国当下艺术批评的看法？

王：还是很遗憾地没有看到既懂艺术又懂批评的艺术批评家，在中国。

崔：您对当今我国的艺术教育状况有什么见解？

王：不够满意。主要不是什么教育体制问题，而是批评的人多，去努力完善或去做的人少。

崔：能否谈一下您现在的教学理念？

王：学校的艺术教育工作对我而言是比较宽松、自由的。主要还是看教师的教学思路及其能力问题。在教学上，我主要从艺术形式语言的角度去拓展学生对艺术视觉的多方面感悟与尝试。在学生有一定历史视觉的基础上，鼓励学生从物理的角度去思考艺术语言问题。具体说那就很多了，但是我比较重视艺术语言的探索问题，对一个学艺术的人来说，艺术语言就是他的表达途径，表达的可能性越多也就越能阐述个人对外部世界的思考。学生时期如果没有更多地掌握艺术语言的表达能力，那么，以后再好的理念也无法通过视觉途径来传达。当然，我不反对艺术中的观念或思想，但前提应当是通过视觉语言的传达。我想，年轻人在艺术院校学艺术，在观念或思想还未成熟的情况下，把艺术的语言表达掌握充分是较合理的思考，这也是现在我们现当今艺术教育所急需解决的问题。不要简单的认为艺术语言只是技术问题，那是传统意义上理解，我在教学过程中会常常鼓励学生去运用他不曾使用过的材料或工具或当代新出现的可视材料以及等等新的物理媒介方法。在实践中对于艺术语言的拓展同时，会产生对于学生而言所无法解释的视觉现象盲区，而这种盲区也是对一种新内容的敏锐界定。所以，我的教学以形式语言、综合材料、空间多介质表达为主。如何找到合适的表达语言去阐释个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是我教学的最终目的。

崔：对于一个学习艺术的学生来讲，您认为他们最应该注意的是什么？

王：在专业上吃得要杂，可以乱吃，但不要过早的定型。

崔：您能否谈一下您对中国国情（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的一些看法？

王：问题太大且太多，好像这些问题应该去问我们的温总理吧。

崔：你认为作为一个人，最应具有的品质是什么？

王：比较基本的是：表里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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