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民”之美术史

（一）1919-1927

“五四运动”是指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上海人民首先大力声援北京学生，发展到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南京、天津、杭州、济南、武汉、九江、芜湖等地工人先后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北京政府不得不于6月6日释放全部被捕学生。10日宣布“批准”曹、章、陆3人辞职。28日，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五四爱国运动胜利地告一段落。而广义的“五四运动”是指自1915年中日签订《二十一条》至1926北伐战争之间，中国知识界和青年学生反思中国传统文化，追随“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探索强国之路的思想文化运动。

“民主”使人们的目光由仰视帝侯将相转向关注现实社会的普罗大众，在美术界“科学”则与倡导写实之风密切相关。坚持中国画“改良论”的康有为与坚持中国画“革命说”的陈独秀均重视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倡导写实之风。与他们大体上持同一观点的同代人有吕澂、梁启超、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高剑父等，这样一种趋势的形成实在是时代风气使然（或者说是他们所首倡的时代之风）。比如，1918年5月14日徐悲鸿在北大画法研究会讲演《中国画改良之方法》。1920年6月，北京大学的《绘学杂志》转载此文，题为《中国画改良论》，在艺坛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27年，时任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校长的林风眠发起组织北京艺术大会，倡导新艺术运动。提出了“打倒非民间的离开民众的艺术！提倡创造的代表时代的艺术！”的艺术主张。由于上述持此论者的重要地位以及艺术实践，以写实（或者半写实、半抽象）的艺术风格表现社会现实渐渐成为时代推崇的一种潮流，这在民国初年已经逐渐明显。

在这一时期，以“人民”为主题的作品崭露头角。油画领域一批学子从欧美和日本学成归来，早期的有李铁夫、冯钢百、李毅士、李叔同等。李铁夫回国后主要居住在香港，对国内美术界影响很小。冯钢百回国后主要在广州、香港一带活动，作品主要以人物为主。和李铁夫一样，冯钢百也保留了对古典绘画技法的坚持，显示了高超的古典油画造型能力。李毅士现存的主要作品是《宫冤》。相对前三者来讲，李叔同的声名较高，这和他曾组织文艺社团、编辑美术杂志、担任教师，从而积极传播油画有关。李叔同传世作品最重要的是《自画像》。在早期回国的这些艺术家之后，林风眠、徐悲鸿等一批画家学成回国，他们继续和在本土成长起来的油画家一起以中国现实为对象进行油画创作，作品中有以现实人物为表现对象的肖像画、以代表性建筑为表现对象的风景画、以历史事件为表现对象的历史画等。林风眠1926年初回国后，即担任国立北平艺专的第二任校长，《民间》（1926年）与他这一时期的艺术主张形成了直接的呼应关系——“提倡民间的表现十字街头的艺术”，此时就读于该校的刘开渠也创作了《流民图》，应该与当时国立北平艺专的风气（当时该校是李大钊拓展党组织的主要地点之一）有紧密关系。刘海粟这一时期已经坚定了对后期印象派的肯定，《北京前门》、《南京夫子庙》不可避免的流露出塞尚、凡高以及野兽派马蒂斯等人的影响。同时，作品亦具有浓烈的现实气息。这一时期直接反映北伐战争题材的作品有梁鼎铭的《前赴后继》、《北伐军南昌之战》等。

中国现代雕塑也诞生于这一时期，作品多以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名人为表现对象。雕塑题材由“神”到“人” 的转变与现代社会的兴起有密切关系。在雕塑史的发展过程中，把“人”作为表现对象是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是现代雕塑区别于古代雕塑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江小鹣的《李平书像》、李金发的《孙中山胸像》、伍千里的《孙中山像》等。

（二）1927-1937

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刚刚取得统治权的南京国民政府在经济建设、国家形象塑造、城市规划、文化建设等方面均有自己的设想，进入了为有些史学家所赞誉的“黄金十年”时期。在这十年中，城市建设方面的重大事件有：“首都计划”、“大上海计划”等。这些经由国家出面发起的大型建设项目，一定程度反映了国民党的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执政理念，并与这一阶段相对繁荣的现代雕塑创作有着紧密联系。在这十年中举办的第一届、第二届全国美展，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国政府欲在美术创作领域有所影响和作为。

1928年，南京被定为特别市，随即展开首都建设。孙科在《首都计划》的序文中写到：“自去岁双十节后，国民政府以北伐统一告成，乃筹备成立五院，宣示国人以训政建设。中外视听，于焉一新，而首都建设问题，遂亦为各方所注目。良以首都之于一国，固不唯发号施令之中枢，实亦文化精华之所荟萃。觇人国者，观其首都，即可以衡定其国民文化地位之高下，关系之巨，该如是也。”[1] 刚刚建立政权，踌躇满志的国民党人在城市建设方面表现出了新兴勃发之气，他们视城市形象为其执政形象的具体化，这无疑会推动城市建设进程。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1937年的日本侵略战争使“首都计划”没有得到全面实施，但仍奠定了南京现代城市的基本格局。杨秉德对《首都计划》的评价为“西方最新城市规划模式与中国民族形式建筑模式结合，城市整体格局走世界城市近代化的共同道路，体现了当时流行于欧美，1933年总结为‘雅典宪章’的城市规划基本原则，即城市应具备居住、工作、游憩、交通四大功能；而具体的建筑形式则强调‘发扬光大本国固有之文化’。”[2] 可见，保持“传统”，走向“现代”构成了“首都计划”的两大特色。除此之外，“大上海计划”也保持了这两大特点，即城市规划的现代化，城市建筑的民族化。

伴随现代城市的改造和兴起，民国雕塑创作在这10年中进入了相对繁荣度的时期。上海的公共空间的现代雕塑以上述上海市中心行政区的《孙中山铜像》最具象征意义。南京公共空间的现代雕塑以新街口广场、中山陵的孙中山像最为著名。广州、武汉、杭州、成都四个城市公共空间中也出现了一定数量的现代雕塑。如广州的公共雕塑有李金发创作的原来竖立在广九车站的《邓仲元将军像》；矗立在湖北军政府旧址大门口的江小鹣创作的《孙中山铜像》；树立在杭州西湖湖畔的刘开渠创作的《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等。

1929年举办的第一届全国美展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密切相关，南京国民政府初设大学院，院长便是积极倡导“美育”的蔡元培。后大学院改为教育部，隶属行政院。第一届全国美展继续由教育部统筹。李寓一在其《教育部全国美术展览会参观记（一）》中指出，这届展览之所以能够成功举办，“一、因教育部登高而呼，易于集合。二、因全国统一，南北艺术家得有合作之机，非如前此之划然分界也。”[3]该届展览由国家出资筹办，有来自20多个省区的作品参展。举办此次展览的目的是要“引诱倡导世界性的美术，恢复振兴中国的美术并翼助促成中国的新教育。”[4] 1936年，教育部为“熟审吾国近年来美术之进展与其趋向，助长一般人之美术兴趣及审美能力”、使国民在国难期间能得到“正当之精神供养与美术调节起见”[5] ，在1937年春天举办了第二届全国美展。

除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政府行为之外，自发性的美术创作也在多个领域向现实社会拓展，“人民”在此过程中充当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国画领域有“岭南画派”的新国画；油画领域有以徐悲鸿为翘楚的写实流派，以“决澜社”为中心的现代主义油画创作；20世纪30年代有“新兴木刻运动”兴起。它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对“人民”、对当时的现实（时下的“历史”）进行了特有的阐释。

由于“岭南画派”创始人的特殊经历和思想倾向，革命精神是“岭南画派”的思想基础。这种革命精神又和时代精神相契合，所以“岭南画派”能在题材内容上大胆革新，将革命山水、战争场景纳入表现对象之中，技法上兼容并蓄，开时代风气之先。高剑父、陈树人，高奇峰以及第二代画家关山月、黎雄才、赵少昂等为中国画的推进注入了的新鲜活力。岭南画派的这一革新是现实变革基础上的画风之变，脱离开具体历史环境之后的“岭南画派”，某种程度上说，丧失了它的创新基点。

第一次全国美展之后，徐悲鸿与现代主义绘画的支持者徐志摩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尽管争论的双方都没有说服对方，但时代风气以及客观环境使写实画风日渐取得优势。徐悲鸿在回国后的30年代，进入了创作的高潮期。《田横五百士》、《徯我后》均因和现实形成了某种隐喻关系，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在康有为和陈独秀主张用“写实”来推动中国画的“改良”或者“革命”之后，徐悲鸿无疑是最典型的坚持这一主张的艺术家，并且积极付诸实践。他“独执己见，一意孤行”，他本人的影响力加上他的诸多出色学生，使他的艺术主张对二十世纪中国美术产生了重大影响。再进一步，如果把徐悲鸿对“写实”的坚持和他对现实（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持续关注联系在一起，就不能简单地看他对写实风格坚持了，他的“坚持”背后潜藏着更深厚的文化抱负，乃至对国家未来的期待。

1931年“决澜社”成立，这一以西方现代主义绘画为学习对象的组织，对写实主义绘画直接提出了挑战，认为写实绘画的功能早已经被摄影所代替。但举办了4届的“决澜社”展览最后在惨淡中结束，并因为抗战开始“决澜社”最终解散。其实，现代主义风格油画作品并非完全隔绝于现实题材之外，比如庞薰琹的《地之子》，但终因其风格的小众化，以及与中国现实需求的脱节，使其作品传播和接受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在这一时期，介于写实和现代主义风格之间的一些作品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比如王悦之的作品《弃民图》、《台湾遗民图》等。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7月，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成立。美术界革命风潮的兴起最终集中体现为“新兴木刻版画”的出现。这一时期的木刻版画的精神取向与启蒙、救亡相一致，作品以描绘人民疾苦、民族危亡为主。艺术创作与劳苦大众被联系了起来，作品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与爱国热情。胡一川的《到前线去》、李桦的《怒吼吧！中国》、黄新波的《鲁迅遗容》是这一时期版画创作的代表作。鲁迅等人引进的苏联以及欧洲版画艺术，经由这些年轻版画家的消化、吸收和创新，得以成为有效的介入现实的艺术工具。艺术语言与时代需求方面形成了紧密的咬合关系，版画因其艺术宣传的有效性、传播的便利性，逐渐成为20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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