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作品

“人民·历史——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展”分为三部分：民国美术、新中国美术、改革开放新时期美术。笔者将1919年及之后的民国美术分为四个时期（1919-1927，1927-1937，1937-1945，1945-1949）。做这一分期，同样基于对惯常历史分期以及对展览主题的考虑：（一）“五四”运动首倡的世纪新风，北洋国民政府的政权更迭以及腐败无能，南京国民政府统治较为安宁的十年以及政府对现代城市的构想，抗日战争时期的全民族的群情激昂以及延安革命烽火的兴起，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民怨激愤及人民大众对新中国的憧憬，这些史实成为该展览的宏观背景。（二）无论是在现实社会中，还是在理论表述中，这几个时期的民国之“人民”都在经历着嬗变。在时间的推进过程中，外族入侵以及内部斗争使“人民”一词成为不同阶层的指代。

一、民国之“人民”

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之后，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结束，唯皇帝一人独尊的社会体制崩溃，尽管此后的集权模式仍以各种变体呈现，但任何一个政府领导人的权力都已经不能和往日的皇帝相提并论。集权的崩溃必然导致一定程度上的还权于民。世世代代被草菅的“人命”和“民意”由关乎于“天”，指向上苍，到20世纪找到了其受重视的现实基础。20世纪中国历史的重大转变在于，一个曾经以皇权为核心，层层向上负责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建构模式崩溃，自此之后，向下负责，以“民”为主至少变成了一种舆论上的必需，也基本上奠定了20世纪中国政治的基调——尽管在此过程中，“人民”这一概念经常被不同程度上抽空，成为一个空壳。

“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的三民主义，在同盟会的政纲中，被完整地表述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此后更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执政纲领。一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前，这一以“民”为核心和基础的执政纲领一直被南京国民政府所标榜。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把“外邦逼之”和“异种残之”并列为民族主义“殆不可须臾缓”的基本原因，将 “反满”和“反帝”作为“民族主义”两个重要支点。“民权主义”明确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意于结束“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的严重状态，提出经由“国民革命”的途径推翻封建帝制，代之以“民主立宪”的共和制度，从而赋予民众以“人权”。“民生主义”则希望解决“中国的近代化”的课题，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使中国由贫弱至富强，能给劳动人民带来生活福利。孙中山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民权主义”方面肯定“比较代议政体改良得多”的“人民独裁政体”苏维埃国家，重申了“主权在民”的原则；在“民生主义”方面则强调了“耕者有其田”的观点，由此“新三民主义”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思想基础。

民国之“民”和我们习惯表述中的“人民”的区别更在于后者对于“工农”的强调。1848年马克思在总结欧洲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提出“工农联盟”的思想。认为在革命中，工人阶级只有依靠农民的支持才能取得胜利，农民也只有得到工人阶级的领导才能得到解放。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中实践了这一工农联盟的思想。斯大林在《悼列宁》中提到“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竭力巩固工农联盟。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1926年，上海爆发“五卅惨案”，国民革命由此进入高潮，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因此，客观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把握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变得尤为重要。1925年到1926年上半年，发表了不少的论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针对这一局势，对社会各阶级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如瞿秋白的《五卅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互争领导权》，李大钊的《土地与农民》，邓中夏的《怎样实现工农联合？》，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工农联盟”思想便已经萌芽，后成为新民主义革命理论的基础。在此后的各个时期，尽管根据国内形式的改变，共产党人在处理阶级关系上做过一些调整，但基本上仍是贯彻的这一路线。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进程中，进一步发展了工农联盟的思想，提出了统一战线的理论。工农联盟则成为了统一战线的基础，也成为后来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共产党人在各个历史阶段，均将“工农联盟”视为革命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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