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框架，转变思维］

李松平：我在国内比较缺乏教学的经验，第一个学生就是瑞典学生。回到国内，特别是和同济的学生进行接触以后，才发现了中国学生和欧洲学生的差异。值得一提的是，我觉得中国学生和瑞典学生的互补性特别好，做互动项目的时候效果很好。这些效果只有把两地的学生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出现。所以我会积极推动这样的交流，虽然过程中有很多麻烦的事，但是结果总是好的，不用担心。两个不同的团体在一起有时候会有不协调的地方，当时世博会刚刚在筹建中，只有“Better city, better life”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很空洞，困难重重。一开始两国的学生在工作方式上很不一样，但在一起两个星期之后互相了解适应了，在第三周的时候，仅仅几天就提出了很好的概念，同济校长和世博会的人员都非常满意。中国学生的脑海中往往容易接受一个框架，只在框架里自由发挥，瑞典学生却会质疑框架的本身。设计本身其实就是一种改良，需要很多有突破的东西，如果可以打破这种框架，应该可以做得更好。

丁伟：我想从企业的角度谈一谈，不同层面的企业会面临不同的问题。如果从东西方的角度说，比如飞利浦，我发现它是从底层做起，研究用户变化的需求，同时掌握技术发展的趋势。我们国内企业的研发模式大部分是跟进策略，不论企业大小，就像李老师说的缺乏质疑和独立思考。别人出现什么概念，我们迅速跟进，降低成本，也能从中获利。文化背景产生了这样的思考习惯，产生了企业的面貌和产业的形态。中国的产业层面是立体的，从不同角度去观察会呈现不同的面貌，因此设计师需要在变化中寻求自己的平衡点。比如做一个产品，这个产品面对的是不同层面的企业，有500强企业，也有中国本土小企业等。我们的教育通常是用一种方法来解决所有问题，但在商业环境下却不该如此。500强企业允许你做很多研究，在两、三年之后发布新品，本土企业可能就要两、三个 月上市。他们的目标不同，学生很难直接做这样的转变。

世博会斯德哥尔摩湿地广场作品模型图

李松平：中国学生比较谦虚，功底扎实，技艺很好，表现、切入地都很有次序，但缺少的就是用审视的眼光看待事物。比如给一个课题，中国学生觉得我们就来做这个，不质疑课题的本身，然后找答案。瑞典学生不会这样，他们觉得没有什么是肯定的，经常对问题的本身去质疑，对课题的本身提出批判，找一些材料来证明。这种现象的形成可能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这对设计来说是一种不利因素。中国的很多设计师，功底都很好，很多设计学生甚至比教授还强。他们不能占主导地位，问题往往是因为他们不去花力气质疑，只是习惯性地搜寻答案而完成任务。瑞典学生对问题本身的质疑能力很强，尤其是搞现代艺术的学生，他们觉得他们存在的价值本身就是进行质疑。虽然有的走得有点极端，但是在设计过程中，这种能力对设计还是很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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