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泰特现代美术馆庆祝10周年之际，英国人是如此庆幸，他们拥有这么一个可以在里面躺着看太阳，

坐在地板上野餐，甚至玩过山车游戏的世界顶级艺术天地。

从预期的180万飙升到近500万的年人流量，足以证明它耗资近1.34亿英镑的投资是物超所值的。

2010年5月，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迎来了它的10岁生日。而与建馆10周年一起迎来的是它的创立者、泰特的馆长尼古拉斯·塞罗塔爵士（Sir Nicholas Serota）自己的64岁生日。

位于泰晤士河南岸的泰特现代美术馆与圣保罗大教堂隔水相望，而将当代与历史连接在一起的则是横跨泰晤士河的千禧大桥。泰特现代美术馆依然保留着电厂高耸的烟囱，如同一座工业时代的纪念碑与圣保罗大教堂的圆顶相呼应。建馆之初，从其聘用的建筑师就能看出塞罗塔爵士将当代艺术进行到底的决心。瑞士年轻建筑师雅克·赫尔佐格和皮埃尔·德·梅隆把偌大一座老旧的发电厂改建成为如今巨大的现当代艺术集散地，新千年的开始似乎成为英国创立艺术动力新基地的一个契机。

泰特的奥妙

英国人一贯的谨慎使公众对于新事物的接受度蒙上了一层灰雾，他们同样对现当代艺术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泰特现代美术馆开馆之前，英国式的保守与疑虑让伦敦成为欧洲重要城市中唯一一个没有世界级现代艺术馆的城市。

进入21世纪，英国的经济发展有所起色，时任首相的托尼·布莱尔大力支持并积极倡导发展艺术产业，因此，当年英国的艺术项目和艺术市场急速扩大，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2003年，伦敦首开国际艺术博览会Frieze Art Fair，成交额高达2亿英镑。泰特现代艺术馆的开馆其实也算生逢其时，当年的开馆仪式成为现当代艺术进入英国主流美术体系的标志性事件。即便如此，现当代艺术也被人质疑是否能够取得稳定的成绩，专家们对于泰特的质疑在于，塞罗塔爵士是否能够证明耗资近1.34亿英镑的泰特现代美术馆的价值。

当时英国国内曾经就人们对于艺术的态度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是许多英国人，尤其是青少年，普遍认为艺术是富人的专利，是守旧的事物。当时的博物馆协会会长帕特里克·格林博士声称，大家对此怀疑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根本就没有足够多的参观者会进来参观。

然而，泰特现代美术馆开馆的第一年，包括来自世界各地旅游者的参观人数就超过了500万，远远超过了美术馆最初计划每年参观者人数为180万的预期。这个巨大的数字实在出人意料。去年它平均每天就吸引1.3万多名参观者，且51%的参观者年龄都在35岁以下。从每年预期的180万的参观人数一直飙升到近500万，泰特现代美术馆成为世界最热门的艺术集合地，它每年可为伦敦带来的经济效益已经超过了1亿英镑。

过去10年的这些数据充分证明了泰特现代美术馆的价值，它将对于新艺术的体验从以往的上层社会扩展到普罗大众之中，在转变英国公众对于现当代艺术的态度方面成为最重要的催化剂之一。

其中的奥妙何在？泰特现代美术馆的努力从涡轮大厅开始。国家肖像美术馆馆长，前任泰特项目主管桑迪·奈恩介绍了泰特现代美术馆的规划和建设经验，美术馆的设施和布局目的明确，就是要鼓励更多不同团体、不同的家庭组合，甚至在更宽泛的年龄层，如祖辈与孙辈可以一起来参观和活动。因此，涡轮大厅没有设立任何商店或咖啡厅，提供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开放空间，让人们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如在地板上野餐，或从事与艺术相关的事情。

每年，泰特都会邀请一位艺术家接受“联合利华”（Unilever）的使命(commission)，即进行一场主题展览。2002年，在此展示的红色PVC膜管状雕塑，拉伸延展到整个大厅的是安尼施·卡普尔的大型装置《火星青年大使计划》；2007年，多丽丝·萨尔赛多的作品《口令》，则是由混凝土制作而成的一条裂缝，巨大的裂痕贯穿了整个大厅，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的视线。而效果更加卓著的无疑要归功于那些与空间共同协作，并且能够吸引并鼓励参观者与作品积极互动的作品。例如2003年，奥拉夫·埃利亚松的作品《气象计划》，他利用镜面天花板和数百盏灯制造出奇幻景观，而观者可以舒服地趴在地上看着自己的影像通过镜面反射到天花板上，从屋顶的不同角度与自己对视。

泰特在举办各种活动与展览方面的力度使得它从不冷场，它通过各种方式培养了众多的艺术爱好人群。过去10年来，泰特举办了52场展览，135场表演，约400场电影放映活动，10次“联合利华”公共艺术项目，它还主办了100万人次的学校参观活动，约350万人参加了美术馆的学习项目。它想传达的信息只有一个：这里开放给任何一个想来的人，即便是那些对艺术并不了解的人。

而当年那些规划泰特现代美术馆展示方式的人的确颇具胆识，他们打破了惯常以时间顺序陈列艺术品的方式，而是将艺术品分成4大类展示：历史-记忆-社会、裸体人像-行动-身体、风景-材料-环境、静物-实物-真实的生活。比如，莫奈的大型壁画“睡莲”的旁边放置的是理查德·朗1991年的作品《石头阵》。这种跳脱开历史脉络的非线性展示方式，使不同的艺术思维和创作手段相互碰撞，激起人们对于艺术精神魅力的充分感知。如泰特展示部负责人马修·戈尔所说的，“对观者来说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新颖的学习欣赏作品的过程”。

轻飘飘的艺术和生意？

有人将泰特现代美术馆与巴黎的蓬皮杜艺术中心相比，认为涡轮大厅与蓬皮杜前的广场有异曲同工之妙。的确，泰特10年在一个非常广泛的层面上改变了英国公众对于现当代艺术的态度，它努力营造的亲和力几乎消解了美术馆围墙的冷脸。无论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喜欢进入这个十分感性的生机勃勃的地方。然而，这种将艺术变得容易的努力也并非十全十美，同时也成为它为人诟病的缺陷。

对于其将艺术变得轻飘飘的担忧甚或指责，立刻让人联想到在英国当代艺术发展中的另外两大标志：查尔斯·萨奇和以英国画家威廉·特纳命名的特纳奖。赛罗塔爵士谈及泰特现代美术馆10周年庆时曾说：“我认为如果没有查尔斯·萨奇，泰特现代美术馆就不会存在。”

从广告奇才到当代艺术的推手，从推出明星艺术家群体“YBA”（Young British Artists）到与其中的几位闹翻……查尔斯·萨奇永远都以标新立异站在现当代艺术近乎娱乐化的前沿。日前，他以发掘艺术新人为目的，与英国广播公司BBC合作推出了艺术家“真人秀”节目。该节目的执行制片人彼得·戴尔声称这档节目将揭开现代艺术的“神秘面纱”，让那些对艺术感兴趣的观众深入到艺术家的创作中，节目将提供一个解析作品的角度。似乎以此就可以解决对于当代艺术的疑问：那些让人看不懂的作品是因为没有受过训练的眼睛无法识别呢，还是只是艺术家耸人听闻的噱头？他强调“对观众来说，这是一次让艺术变得容易的探索之旅”。而他是否对“容易”也能把任何事物变得无价值、平庸和空洞有所警惕呢？

“特纳奖”则由可有可无不受重视而发展成为最受媒体关注的奖项，当然同时它也是被媒体挖苦和挑剔的对象，它所得到的“轻浮艺术”（Light Art）的头衔其实也证明其与大众媒体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从上世纪90年代起，“特纳奖”就不再是艺术精英小圈子里的自我欣赏，随着它一步步地走出1980年代的困境和沮丧，也逐渐沦为全国性娱乐事件般的时髦话题。艺术机构或者奖项走出自命不凡的封闭圈子多远才算合适？格雷厄姆·迪克森就认为过去的10年中泰特现代美术馆的作为“降低了当代艺术”：“许多当代艺术已经失去了其严肃性，变得相当的垃圾，轻率愚笨和儿戏。”

同时，在泰特现代那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展览几乎都属于20世纪的那些巨人：马蒂斯、毕加索、沃霍尔、罗斯科和霍普尔。虽然塞罗塔爵士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现当代艺术的发展，但是泰特的地位则更需要依靠那些在展览中逐渐被证实实力的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来确立。有评论就此讽刺道：“泰特10年并非一种胜利，而是一场悲剧。”

塞罗塔极其巧妙地回避了解释泰特现代美术馆的“艺术”是否是具有艺术价值的“史前文物”，他更关注的是艺术品是否具有安慰剂的效应。艺术评论家布赖恩·休厄尔的指责更加严厉。“泰特现代已被证明是一个非常懒惰的机构，”他说，“如果说英国中产阶级市民了解当代艺术，那也是因为查尔斯·萨奇。如果你看过泰特现代美术馆的展览，就会知道他们都已经成为历史。它根本不算当代。”

为何泰特现代美术馆忽略了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极为强大的期待？答案是：如今生产出来并被称为“艺术”的东西并不具备与艺术传统的连续性，每个在“艺术生意圈”里的人都希望对纳税人隐瞒真相以及那些购买艺术品的内幕。英国艺术家查普曼就曾在接受电视访问时，公开谴责了泰特现代美术馆和萨奇。他认为泰特现代美术馆只是一种“绝对的文化饱和”，而萨奇画廊则完全是“私人所有权的表现”。

英国的萨奇们和塞罗塔们明白，艺术少不了被诟病的命运。塞罗塔在给自己吹蜡烛的同时说的一句话是：“艺术家让我们重新思考重新审视，泰特现代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加入艺术家的创作思想中，跟他们一起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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