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幼儿园“入园难”背后(组图)

学前教育的起点

单从数据上看，2010年爆发的入园难就是供需失衡，供应不足。但供应为何不足？要解释这个简单结论的产生原因，需要从审视新中国学前教育的起点开始。

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教授张燕告诉本刊记者，学前教育是工业社会的产物，“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建设的需要，妇女要离开家庭参加社会劳动，学前教育应运而生”。因此，服务性是学前教育的起点，幼儿园的基本功能是托管服务，以解放妇女为工业社会贡献生产力。而从教育学的角度，学前教育对影响孩子的智力成长并没有非常明显的作用。崇文门第三幼儿园园长范佩芬告诉本刊记者，联合国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将学前教育年龄段的孩子，上过幼儿园和没上幼儿园的进行比对，在智力开发，对知识的掌握上并没有明显差别。民办教育机构汇佳的董事长王志泽也告诉本刊记者：“在WTO的规则中，教育业被列为服务贸易，这就表明了这个行业可以具有买卖关系。”学前教育以托管服务为起点，更加决定了“服务的提供方可以通过自己提供服务的优劣收取费用。从世界范围看，发达国家中仅有个别把学前教育的一部分(如招收5～6岁的幼儿园)纳入义务教育，而不是全部，而且大都是由社会兴办而非政府包办”。张燕对本刊记者说。

但新中国的学前教育却是在全能政府的背景下展开的。为了保证所有力量集中起来，为快速建立工业社会服务，新中国的政府功能设置模仿了苏联的全能政府。学前教育虽然从未被明文列入义务教育范畴，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城市中的居民就享受着相当于义务教育的学前待遇。因此，“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第一次大办幼儿园”。崇文门第三幼儿园园长范佩芬对本刊记者说。第一轮大办幼儿园在上世纪60年代末已具雏形。70年代初，范佩芬从师范毕业进入崇文区教委学前科工作时，“整个区就有150多所幼儿园，而且各种形式的都存在，公办、厂矿办、企事业单位自办……有一个很完备的网络”。位于景山区的一个社区可以作为当时学前教育的一个缩影。“一个社区内，就有5家幼儿园，1家公立幼儿园——北京市第一幼儿园，1家财政部自办的幼儿园，还有位于胡同里的3家街道幼儿园。”铁艳红告诉本刊记者。

在类型众多的幼儿园中，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的幼儿园并不是主体，“企事业自办园和街道幼儿园的比例最大”。范佩芬对本刊记者说。其中数量众多的街道幼儿园还有一个名称：“五八式”幼儿园。“这是大跃进的遗留产物。当时社会提倡妇女能顶半边天，妇女都要参与社会劳动。”范佩芬对本刊记者说。张燕告诉我们，传统学前教育的发展规律是在工业社会发展之后，根据妇女离开家庭的就业需要而自然产生。而在中国，第一个幼儿园发展期的特点却是当工业社会的发展程度还不够的时候，妇女已经在行政命令的号召下，大量离开家庭。超过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兴办幼儿园大潮，实际埋下了幼儿园在此后90年代出现供过于求的隐患。

除了幼儿园的数量和类型众多外，幼儿园服务包括的内容也非常完备。“理发、洗衣服、洗被褥都是幼儿园承担，甚至幼儿园的孩子生病了，也是由园里进行护理。”北京第一幼儿园园长冯惠燕对本刊记者说，教育性放在了一个次要的位置。因为经费限制，“一开始用的教具都是绒布的，以教师手工自制玩具为主”。范佩芬对本刊记者回忆。以服务性为主，教育的硬件条件拮据，因此在学前教育建立之初，专业教师的用武之地并不大。在教育界，学前教育也是一个不太受到关注的领域。范佩芬本来毕业于师范学校的数学专业，在校时成绩优秀。她毕业后从事幼教工作，还让当时的同学们有些不解——“一个优秀的师范毕业生，却去提供保姆式服务的幼儿园，多少有些大材小用。”

第一次大办幼儿园的起点，看起来和今天的学前教育有很多的不同：服务性相当周全，但教育性偏弱，属于教育领域的下层。数量众多，甚至超过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但却区域有限。“看排序就知道，北京第一、第二、第三、第七幼儿园，都在东城区。”铁艳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