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幼儿园“入园难”背后(组图)

80年代：幼儿园的鼎盛期

崇文区第三幼儿园也是第一次大办幼儿园阶段的产物。它建于1959年，但整个幼儿园规模的最终成型是在1986年。“1959年初建时，园里就东边的一座楼，6个班。到1986年，出现一轮新的生育潮，入园需求增加，就在园区内增加了一座楼，扩建为12个班。”范佩芬说。　　按照社会的人口发展规律，每20年左右将迎来一次婴儿潮。到80年代，北京开始了第二次幼儿园的兴建高潮。到80年代末，北京市的幼儿园已经迎来了资源最鼎盛的时期。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1990年，仅北京市就有托幼园所4793所，入园率超过40%。看起来，在20多年前，中国的学前教育就已经发展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但细细分析，数据里隐藏着很多不同于现代教育的特点。超过40%的入园率，入园对象都是在城市里。张燕告诉本刊记者：“学前教育的发展规律是从城市—乡镇—乡村的轨迹慢慢扩展。”但建国初实行严格的城乡二元结构，中国的学前教育发源于城市，也停滞在城市。因此到幼儿园资源最鼎盛的 80年代，全国曾经存在过的12万所正规幼儿园，绝大部分都存在于城市。农村还是学前教育的盲点。即使是在学前教育得到极大发展的城市，幼儿园的软硬件水平也非常低。作为主力的企事业单位自办园和街道幼儿园，并没有统一办学标准，都是在物质极大缺乏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利用边角余料资源办学。

80年代也是政府接管城市后逐渐形成自己执政经验的发展阶段。庞大但良莠不齐的学前教育资源开始为管理者所注意。1989年，政府开始对各种类型的幼儿园进行分级分类管理。这是第一次在幼儿园领域设立规则，自此，“正规化和标准化的管理思路一直贯穿在学前教育的管理中”。张燕对本刊记者说。

分级机制也开启了幼儿园淘汰机制。首先灭亡的就是“五八式”街道幼儿园。作为大跃进时代的产物，这些存在于长街陋巷中的幼儿园，看起来确实不为当时的社会所需要。它们体量狭小，产生的利润，容纳的生源都极有限。即使按照20年一次的人口增长规律，这些小幼儿园的生死都不是一个举足轻重，甚至于会对未来产生巨大影响的事情。“景山一个社区的3家街道幼儿园，就关闭了两家。”铁艳红说。在全国范围看，街道幼儿园由鼎盛时期的近10万个，变成了 2007年的2万个。

分级分类管理的另一个结果，就是产生了一部分高过社会平均水平的优质幼教资源。如果说五六十年代的大办幼儿园，是主要依靠社会力量自由组合的结果，那80年代的评级分类制度，就是政府要亲自上阵引导行业正规化和标准化的前奏。符合政府分级分类标准的幼儿园，将得到政府的财政扶持。在采访中，一个经常为业内人士提到的数据是，国家在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仅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的1.3%，这个比例自1993年以来没有增长，看起来是政府投入明显不足的明证，但1.3%的比例，大部分投放到在分级分类管理中胜出的公立幼儿园，还是很容易产生出优质的教学资源。政府承担了公立幼儿园的师资成本，这是整个幼儿园经营成本中最大的一块。“公办园的教师待遇稳定，因此北京市最优秀的幼教毕业生都到了公办园。”北京市第一幼儿园园长冯惠燕对本刊记者说。一幼的普通教师月工资大约在3000～4000元，其中政府负担的基本工资——大约为2000元/人——已经相当于一些高端民办幼儿园的教师工资。公办园的一些专项建设也可以申请政府财政拨款。在国家财政的集中支持下，这些幼儿园保持了最完备的服务性，并发展了最先进的教育和智力开发功能。作为对外窗口示范园的北京市第一幼儿园就是一个代表。

2010年，随着社会发展，在南方一些地方，全能政府的服务性已经大大降低，比如早饭不在幼儿园吃。但地处传统经济体制中心的北京城，公办园依然坚持着计划经济时代下大部分的服务项目。“孩子们三餐都在幼儿园吃，还有三顿点心。每天的点心都是师傅早上现做，绝不让孩子吃隔夜的东西。为了保证服务性，甚至暑假也不闭园。”冯惠燕对本刊记者说，一幼还是以艺术教育为特色的示范幼儿园。艺术教育已经渗透到园所的每一个细节。中式长廊内外都画着古代名人故事，楼梯间贴着京剧脸谱，民间剪纸。甚至园里的每一盆都花包含了教育性，负责采购的后勤主任也要参加幼儿园的业务会议。

看起来，这是和市场规律非常不相符的一种产品：在服务性和教育性上都处于社会最领先的水平，但收费却维持着上世纪制定的人均每月几百元的价格标准。政府的管理策略造就了性价比失衡的公共产品，它们都将在20多年后成为幼儿园供需出现巨大缺口时，入园竞争最为激烈的赛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