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幼儿园“入园难”背后(组图)

90年代：幼儿园关闭潮和市场的苏醒

上世纪90年代，大量国有企业陷入经营困境。国家勉力打造的全能政府证明失效，政府首先卸下的功能就是捆绑在企事业单位身上的社会机构——学校、医院。经过80年代末行政力量通过管理规则对幼儿园进行筛选淘汰后，市场又开始了一轮对园所资源更大面积的清洗。

在这段幼儿园数量开始走下坡路的历史里，北京市教委也并不是无所作为。张燕告诉本刊记者，从90年代初开始，北京市教委就开始对幼儿园进行转制改革，想以此来遏制住幼儿园的关闭潮。转制的核心，就是幼儿园办学资金的制度改革。当原有的资金渠道出现供给困难时，民间力量成为新的可能倚靠的资金来源。范佩芬所在的崇文门第三幼儿园就作为转制试点，在1992年与一家台湾企业合作办园。但传统体制下的公立幼儿园，与外来社会资本的合作并不顺遂。范佩芬告诉我们，与台湾方的合作已经终止。2008年，崇文门第三幼儿园完全回归公有体系。

这或许可以证明，在国家掌控产权和管理权模式下，民间资本难以在学前教育领域有所作为。教委想通过改制遏止幼儿园关停风潮的努力并不成功。 1990年，北京市有托幼园所4793所，其中大多数是作为企事业单位的福利、后勤，由企事业单位自己开办。但到2009年，北京市幼儿园总量减少到 1266所。仅以崇文区为例，由鼎盛时期的150所下降到15所。

在大量幼儿园关停的同时，市场却出现一个新的苗头。程跃当时是北师大的教授，学前教育心理学的博士。他对本刊记者回忆：“1995年，我应北京市妇联的邀请，在北京电视台开了一档节目，做学前孩子的成长指导跟踪，讲授一些教育孩子的知识。节目形式是在元旦时接收6个孩子，进入家庭做早期教育指导。节目结束后，很多家长还找到我，让我在北师大开讲座，还要求我也办幼儿园。”程跃说，家长的“逼迫”是他从学校老师转变为企业家的缘由。1996年，程跃创办了提供高价服务的幼儿园“金色摇篮”，成立之初的定价就是3万多元一年，这是北京最早的民办幼儿园之一。

社会发展似乎给了幼儿园两条方向不同的路径选择：一方面总体需求在下降。“从80年代第二次生育高峰后，一直到2004年，人口都是在下降。” 张燕对本刊记者说。但另一方面，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有购买能力的家庭，他们对幼儿园的教育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民间出现差异化需求的开端，幼教市场自此萌芽。

民间市场刚刚萌芽，政府对学前教育的管理经验却接近成熟。1996年，在1989年分级分类管理的基础上，北京市政府发布了幼儿园、托儿所办园、所条件标准，规定幼儿园必须有独立的场所，独立的室外活动空间，并规定了空间面积和生源数量的对应比例。而这一时期，教育管理机构的职能也发生了变化。张燕告诉本刊记者：“上世纪90年代末幼儿教育职能归口后，教育部门的管理职能窄化，限于垂直业务管理而非统筹协调综合管理。”也就是说，管理机构设立了幼教机构的软硬件标准，但自己的权力范畴却无法保证建园资源的供给。这直接造成了2000年后，城市土地资源紧缺状况下幼儿园的供给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