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衷风格的独立式花园住宅

“八·一三”事变初起，徐永祚在它这里保管了上海抗敌后援会所有证件、账册；后来它又成为“星期五聚餐会”的地点之一，黄炎培、盛丕华、胡厥文时常出入此地；它还曾经是当时上海中共地下党重要文件的寄送地址；它也曾经存放过刘少奇委托的上海总工会的查账案卷、招商局以及许多民族资产阶级所办实业的历年查账案卷……

对于时代的变迁，当时仅五岁的徐孝文还没有深刻的印象。他只记得“在感染肺结核后，爷爷的背驼得越来越厉害了。从此爷爷很少出门，总是呆在书房里，有时还将报刊上的文章剪贴在贴报薄上。”

山墙顶部为西式高浮雕纹样装饰，与当时众多石库门门头装饰同出一辙。

每逢周末和节假日，父母总带着他和弟弟一起去老房子里看爷爷奶奶，姑姑们也带着孩子们前往。在徐孝文的记忆中，房子里总是热热闹闹的。大姑姑最爱做蛋糕，徐孝文和弟弟妹妹们爱爬假山、爬高大的玉兰树、在白玉兰花开的时候把中间的花秆掰下做手榴弹，而最爱的还是捉迷藏。

法式洋房已经略显破败，但这里是一个大家庭的生活核心，也是他们共同的美好记忆。

1959年，徐永祚去世，它的主人变成了他的夫人。他原本打算把它的命运交给自己的夫人，但一切并未曾如他所愿。

文革期间，徐永祚的夫人被赶到只有3平米的原来用于放煤的小房间。到1971年去世时，她甚至以为自己没有任何财产，以致没有留下什么遗嘱。

1990年代初，徐孝文的父亲徐庸言终于要回了房子，和他的六个兄弟姐妹共同成为了它的主人后。它被分成7份，每家都对自己拥有的面积有了决定权。于是，这幢大房子里，徐庸言一家住在二层，徐至言一家则住在三层，其他有的房间闲着，有的房间则租了出去。

它不再复当年大家庭的模样，但至少又回到了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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