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在《南方周末》发表了《汪晖的学风问题》一文，质疑清华大学教授、著名学者汪晖早年的博士论文存在严重的抄袭问题，引起了汉语学界的轩然大波。一时间，挺汪者众，拥王者自然也不在少数。但是很多情况下，真理并非是愈辩愈明，拥趸多了也不见得是好事。如果事件中的两位当事人能够开诚布公，心平气和，就事论事，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互相辩驳和质疑，估计这次事件很容易解决了。

但现在的情况是，学者汪晖身在国外，仅仅抛出一句不痛不痒的学界自有公论，再无其他表态，倒是惹得国内许多学者为他辩解。在我看来，正是这种“他者话语”的辩解才让让原本好好的争论偏离学术范围，演变成两派之争——当然，我指的是“挺汪派”和“拥王派”，而不一定是左派与右派之争。

《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原本是汪晖的博士论文，1988年通过论文答辩，随后出版。作为奠定汪晖在鲁迅研究领域以及学界地位的重要著作，这本书先后出版了四个版本，其中王彬彬指摘抄袭所采用的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的版本，2008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修订版，即第四个版本。王彬彬在他的文章中说，他也是偶然间才读到这本“经典名著”，但是读完之后他发现了“两个低层次的问题：一是论述语言的文理不通问题；二是抄袭与剽窃问题”。

根据王彬彬之前的发起的一些争论看，他似乎没有什么背景和原因故意惹起争端，所以基本可以判定这是一起学术争论。然后我们再看他说的汪晖抄袭是否属实。其实对他所言的第一点，汪晖文理不通，行文风格晦涩难懂，这种说法很让我不以为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书写风格，有平易明快，简洁干练，就有晦涩难懂，苦苦深思，这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不能因为汪晖晦涩就一棒子打死说文理不通。这样以来，岂不是康德和黑格尔早该遭人遗弃了，我们还抱着啃什么大部头？因此第一个问题基本就是伪问题，可以不予讨论。

主要在于第二个问题上，汪晖是否真正涉嫌抄袭？我们对抄袭的定义是否有所公论？王彬彬的论据是否充分？这些都是亟待证实的问题。刚在豆瓣上看到有网友找到国外大学中比较权威的教科书，对抄袭的标准如此定义：“当你用了别人的文字或观点，但没有注明出处，你就是在抄袭，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当你注明了出处，但是直接引用了他的话而没有用引号或使用大段引文格式，这也是抄袭。你写的文字要是与原文非常接近，以至于对比你和原作者的文字，你发现如果没把原文放在边上，你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话，这也是抄袭。”对照这个定义，然后再具体看王彬彬在文章中的分析，基本可以确定，汪晖的书中确实存在抄袭的嫌疑。其实王彬彬的提供的证据稍显勉强，很多地方存在疑问。但是随后有其他网友对照汪晖的著作同样也找到了许多与其他著作相似之处，弥补了王彬彬论据的不足。

问题似乎已经很清楚，汪晖抄袭基本可以认定了，尽管无损于他的著作的立论和观点，但毕竟是抄袭，剩下的也许就是汪晖出面表态和道歉，学界一切可恢复平静。认错之后仍然是个好同志嘛，本来很简单的事情，没想到风云突变，骤生变故，麻烦就出在那些辩护者身上。王彬彬的文章刚发表的时候，两位著名学者，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和孙郁开始表态说“抄袭之说不成立”，提供理由有三：第一，汪著是作者在读博士生时的著作，写作时间离现在已过20年，当时缺少严格的学术规范要求；第二，王文指出的汪著抄袭问题，只是不合学术规范的技术问题，不是有意抄袭的学风问题；第三，汪著的核心观点应该是汪晖独立思考的结果，其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不能否定。我要承认，钱理群先生说的这三点理由其实都是事实，尤其二十年前的学术规范简陋粗疏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但是，这种事实与汪晖的抄袭并不矛盾，深思一下反而可能有着更为直接的关联，甚至可以做一个大胆的猜测，正因为当年的这些事实，学术上的不规范，普遍的学术风气不甚良好（其实现在也一样）才让一个个汪晖们存在侥幸心理，可以蒙混过关。这些事实其实就是抄袭的部分原因。钱理群说的三点理由中值得注意的还有一条“汪著的核心观点应该是汪晖独立思考的结果，其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不能否定”，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但是话说回来，赞成归赞成，抄袭还得归抄袭，这仍然是两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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