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不得不提的就是这种日常事件的吊诡之处：生活中越是习以为常的事件，就越能令人惊奇，而惊奇之处就在于在别处缺席后对世界——比如约翰·伯格对缺席的母亲——的重新发现。这种缺席可能非常短暂，但伴随这种缺席后的发现，我们仿佛回到了一个有着已经逝去的魂灵的爱的世界。也许在小说中，这样的虚构场景俯拾皆是，但只有在注重真实性的随笔写作中，这种相遇才具有一种超现实的意味。

你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梦，也可以认为这样的场景是作者一人坐在里斯本广场上的臆想，但不得不承认，母亲的出现弥补了他的遗憾，填充了失去已久的感情缺失，甚至具备了一种宗教上的救赎意味。至少这个场景的出现在想象中满足了约翰·伯格与母亲沟通的生命体验，而去里斯本因为它们母子的相遇从此变得独一无二。这样一个看似简单却回味无穷的场景就可以证明了约翰·伯格的讲故事天赋。

“对于讲故事的人来说，任何一个从人生抽取的故事，都是从结尾开始的……大多数故事是以主人公的死亡为开端。”约翰·伯格在《讲故事的人》中如是说，“他们为活着的人构筑一个故事。在这里，被现代批评家和教授们的某些学说不断强调的虚构问题，变得尤其荒谬。”虚构对一部小说是理所当然，但是对一个被讲述的故事而言，似乎除了加强故事的真实性别无他用。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约翰·伯格受本雅明思想的影响之深。1936年10月，本雅明评述俄国作家尼古拉·列斯科夫的文章《讲故事的人》发表。列斯科夫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位伟大小说家的同时代人，一生以写作故事而闻名。本雅明在那篇对后人影响深远的文字中写道：“‘讲故事的人’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说还算熟悉，但实际上，讲故事的人今天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讲故事的人对我们来说已经变得非常遥远，而且越来越远……正如经验告诉我们，讲故事的技艺正在消亡。能够精彩讲述一个故事的人正变得越来越少。相反的情况倒是越来越多；有的人想听故事，四座之人只能面面相觑。这就好比曾经是我们最不可或缺的能力、最保险的财产，现在被剥夺了：这就是分享经验的能力。”（《写作与救赎：本雅明文选》，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9月版）经验的贬值和日益私密化导致了讲故事传统的萎缩，而与此同时，则是小说的兴起。

约定，【英】约翰·伯格著，黄华侨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定价：24.80元

小说与讲故事的区别在于，讲故事的人从自己或者他人经验中获取他所要的故事，转而又把这种经验转变为听故事的人的经验。即是说，讲故事的人分享经验，而小说家则不同，他封闭自己，小说正是诞生于日益封闭的孤独个体之中。按照本雅明在《小说的危机》中的说法，现代以来，小说阅读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人类的内心日趋沉默，小说阅读的泛滥是其罪魁祸首，同时，也正是小说阅读的泛滥彻底杀死了讲故事的传统。

深受本雅明思想影响的约翰·伯格用《讲故事的人》作为随笔集的书名，一方面向本雅明致敬，另一方面无疑想重新复活那个讲故事的传统，所以他在随笔中才尝试和糅合了众多的写作方式，甚至绘画，“故事浮现在脑海里，是给人讲述的。有时候绘画作品也是如此”；（《讲故事的人》）他尝试用讲故事的方式描述艺术作品，“送给伊索的一个故事”；（《约定》）甚至一个很普通的物件，“我时常觉得路标像是在讲一个童话故事”。（《我们在此相遇》）在这三本书中，有数不清的段落约翰·伯格以类似的方式开头：我在讲述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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