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百鸣是八十年代香港新艺城电影公司的创办人，对香港粤语喜剧片的贡献不小，如今他是香港电影发展局内地市场委员会委员。他认为内地电影处于急促扩张期，因此呼吁与内地加强合作。今年发表言论时他声称香港电影人应该妥协，而且他明确反对套拍和两个版本的现象。他说：“现时内地没有分级制度，所有电影题材要3岁至80岁都可看，除非你愿意套戏被剪到支离破碎。香港电影人要有取舍，尊重那套游戏规则，不能太过坚持。”

他这里针对的是分级制度，其实远远不只是分级制度那么简单，大陆电影制度还有很多更复杂的问题。而对于电影来说，从两个版本到一个版本的倾向，这其中有着微妙的变化。贾樟柯的《24城记》只有一个版本，让我觉得他的妥协是从心灵深处开始的。而黄建新的《建国大业》据说有两个版本，影院版本之外还有一个版本，那个版本中电影结束于文化大革命，可见这位当年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浓烈的导演还是不甘心于历史的庸俗呈现，还是希望表达自己的些须独立见解。两个版本代表着还有挣扎，有撕裂感。一个版本时期，则代表着他者审查逐渐转向了自我审查，将外在政治命令化为了内在超我，进行着一种自我监控。最后达到“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这其实是自我被逐渐消灭的证明。

促成这一切发生的，当然有资本的力量在作祟。内地有庞大的待开发的观众群和丰富的取景地，可以使香港人制作更大规模的电影。当年香港片的市场可以针对东南亚、台湾和香港本土乃至欧美，因此版本问题的考虑上，并非大陆优先，如今市场的变化很大，他们要首先考虑大陆市场，所以必须思忖着要在大陆放映时如何在删减之后还有一种完整性。制作出来的电影是否自然而然地体现一些香港价值，在一些香港电影人那里已经不重要了。前段时间的“北京放映”吸引了很多台湾片商和香港电影发行人员，他们都对于主旋律电影逐渐地从抵触走向认同。我觉得这个认同首先不是价值认同，而是商业上的巨大利润促使他们的感性判断发生了转折。

当香港和台湾人在制作思想上都已经开始认同主旋律电影了，不再那么拧巴了，或者以后制作电影根本不用监督就已经可以“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无须两个版本了，这对于电影商来说自然是资源的节省，但损失的却是文化。讲华语的人在不同地域秉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精神成长经历，因此可以在文化上走向互相碰撞和激发，这样局面下的融合与合作将丰富华语电影世界的艺术与思想。但如今若他们全换成了内地的思维，而新的碰撞只发生在技术层面上，这真是一种浪费，我们都将错失历史赐予的良机。

而这些香港电影人对本土理念的轻易放弃让人觉得失望。也许我们不该期待他们有什么文化使命感，他们的行为也都只是显示他们是一些圆滑的商人而已，他们并非艺术家，我们以艺术家来要求他们当然是有点一厢情愿，因此我们的失望也就更有其理由。资本的善在这里未能体现，而只成为消解文化意识的力量。也许就是在这样的思考下，我身边已经有很多人表达过最近几年最反感的明星是香港的成龙，成龙最近在内地如鱼得水，而散布的言论则多是对于香港价值的刻意否弃，让人迷惑也令人齿冷。

前几年北京的公交车上有一个医院的广告，是招揽人来做人流的，广告牌上画面是温馨的粉红，而广告词则写着：无痛、梦幻、温馨人流术。人流术被说得如此诗意，让人不知所措。如今的香港电影人见面，互相之间争相说着“不痛，不痛”，以体现自己的成功和生存能力。看着他们爽翻了的样子，我却心痛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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