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有些迹象晓示我们，将这些批评家归于同类不无道理。十分明显，他们之所以同气相求，原因在于他们反抗前面提到的先前或当代的批评学派和观点。他们全都排斥印象主义者付诸的那类比喻的，唤起记忆的批评。”（《批评史》第六卷）而在韦勒克的另外一篇文章《20世纪文学批评的主要趋势》中，他的对新批评的分析更为犀利透彻：“新批评派关于诗的理论基本见解我认为是正确的，但这一派的力量无疑已经到了筋疲力尽的地步。在某些方面这一运动并没有超越其开始阶段有限的领域：新批评派选入的欧洲作家范围窄的出奇。他们的历史眼光仍然很短，文学史没有受到重视……他们的基本美学观看来往往还不具备坚实的哲学基础。”（《批评的概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2009年9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批评史》八卷本的中文修订版，自此，这套由著名翻译家杨岂深和杨自伍父子共同操刀翻译，前后花费二十余载的巨著终于以整体的面目得见世人。在第一卷的译者序言中，杨岂深交代了他们父子二人因书结缘的一些题外话，读起来分外感慨：六十年代跃跃欲试，初译此书，后因抄家译稿丢失；八十年代初，杨自伍开始协助父亲重译；最后过度成为杨自伍翻译初稿，老先生负责校订。尽管翻译过程中因为不同的翻译理念父子二人惹起纷争，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但在翻译的态度上却是一贯的严谨和认真。现今翻阅手中这套《批评史》，不禁为韦勒克有这样的中文译者感到庆幸。我们已经见识到了数不清的经典之作因为不负责的译者之故糟蹋得面目全非的实例，对比杨氏父子献身翻译的忘我热情和学术上的严谨，我等后起之辈理应有所深思和反省才对。

在这套中文修订版整体面世之前，八卷本的《批评史》一直单独分册出版。根据资料显示，第一卷最早是1987年出版，后到1997年，《批评史》的前四卷作为整体出版。其后的2002年、2005年、2006年1月和2006年12月又分别出版了后四卷。我个人收藏中最初只找寻到了后四卷，前四卷因为年代久远，苦苦寻觅而不可得，直到今年中文修订版以整体面貌问世，遗憾之心才稍稍缓解。另外不得不提的一个小插曲就是，除了上海译文的这套版本，几年前在旧书摊偶尔淘到了一本《现代文学批评史》第五卷，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8月的版本，作者署名“雷内·韦勒克”，译者署名“章安祺和杨恒达”。杨恒达所译尼采的作品和亨利·米勒的小说倒是见过，但是独独对这本《批评史》没有印象，后查资料证实。章安祺的名字比较陌生，后搜获资料才知是人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承担西方文艺理论和专业英语等课程的教学任务，以及西方文艺理论和西方文化史等课题的研究工作”。而且，看他的“科研成果”大多是面对高校学生教材性质的著作，估计与人合译《批评史》也作此用处吧。

不过很可惜的是，人大版的这套书，我只淘到了第五卷，不知道剩余部分是因故缺译，还是年代久远一直没有再版。不过这两套译本除了“现代”和“近代”的名字和译文上有所分歧外，还有一个不同就是人大版是七卷本，其中第七卷是“1900-1950年的欧洲大陆文学批评”，而上译版本的八卷本中最后两卷是“德国、俄国、东欧批评”和“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批评”。这不知道这样的差异是如何造成的，也不知道这样差异的背后还掩盖着什么样的文坛掌故，假以时日，我倒是颇有兴趣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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