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0年代，上小学一年级开始就从没家长送到学校门口一说。孩子只要能在父母能承受的最晚时间前回家，活动也都是自由的。我们现在最容易听到的理由就是“那会儿哪有那么多车？哪有那么多坏人？”如果翻译一下的话，无非是，我害怕车祸，我也害怕哪怕是小概率的犯罪落到孩子头上，宁可累死，降低生活质量，也要防范于未然。最麻烦的是，如果大家都这么做，你似乎别无选择。

不过事分两头，恐惧导致保守主义，人越来越谨小慎微，自由活动的空间越来越小。但人又愿意尝试一些危险运动，比如蹦极。埃德蒙·伯克认为，人类最强烈的情感体验，总是产生于面临危险的时候。这种体验往往能升华为“崇高感”。史德文森对这种矛盾的解释是，恐惧的事情确实让人避而远之，但如果我们跟它保持距离，经历“他人代理的恐惧”，比如看电影或者小说，就会获得愉悦。危险性是有魅力的，这是我们胆战心惊地追逐它们的根本原因。人们对有限恐惧的追求形同儿童游戏，尖叫着，同时万分亢奋。

史文德森在书的最后提出了“超越恐惧”，不仅因为它是一种悲观的文化，也因为我们抗拒恐惧的大多数行为都得不偿失。我对此有点怀疑，恐惧的机制也来源于人的同理心和想象力，如果人真正超越了恐惧，绝大部分文化产品也失去了存在的可能，正如作者所言，很难想象，一个完全驱逐了恐惧的世界，还能有任何趣味可言。

（《恐惧的哲学》，（挪）拉斯·史文德森，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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