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一封题为《科幻世界致全国幻迷公开信，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公开信在豆瓣、天涯等各大网络社区迅速传播。写信者以“科幻世界全体员工”的口吻，列举了现任《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兼总编李昶的七大“恶行”，比如采编方面“将中文编辑取代作者写小说，外文编辑取代译者译小说，美术编辑取代画家画插图，完全不懂作者与编辑的社会分工，企图将《科幻世界》办成一个农业时代的小作坊”，指责李昶“不懂装懂瞎指挥、不作为乃至胡作为”，并要求主管部门撤销李昶一切职务，否则不排除全体编辑集体辞职。

这次事件被媒体形象地称为《科幻世界》“集体逼宫”。事件中的核心人物李昶，在主持《科幻世界》杂志社之前，曾经是中国气象学会会员，气象报记者，县长助理。2000年9月担任《四川科技报》报社社长兼总编，2008年10月，继秦莉之后，调任为《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兼总编。“七宗罪”背后的李昶被描绘成了当代官僚的典型形象。有评论者说，《科幻世界》事件所能彰显出又一出“外行领导内行”悲剧，也许不仅如此，事件中还涉及到了文化与商业之争，甚至是一群守望理想的编辑与世俗的权力之争。联想到2004年的三联书店的风波，这两次事件有很多共同点需要深思，都涉及到出版界的利益化问题，都是因为一个领导者的无知和专横，甚至连公开叫卖书刊号这样的事情都戏剧性的相似。但除了这些共同之处，也许我们更应该注意到两者的不同，三联书店的品牌和历史有目共睹，它的背后有数以千万计的读者的利益支撑，它的风吹草动牵涉到了各个阶层，这种巨大的影响力直接导致了三联风波的迅速解决。

但是在《科幻世界》事件中，根本不可能具有三联书店那样巨大的影响力，也就决定它的未来道路是一波三折的崎岖。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所能观察到的情势还不是很明朗。李昶背后是一个强大的利益链条，官僚网络，他们的隐性存在甚至可以忽视读者和编辑的存在和利益，直接决定《科幻世界》未来的命运。我们可以想象得出，在这样的外行官僚看来，《科幻世界》不过是一本小杂志，完全可以以影响力薄弱，销售量下滑，没有市场收益等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用行政手段强迫中断它的继续发行和出版。

我们经常说，要做最坏的打算，收获最好的结果，以上的分析就是最坏的打算。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猜测，李昶继续留任，全体编辑可以像公开信中所言，集体辞职。这种情况也可能出现，这也是更为现实的猜测：首先，李昶担任《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和总编辑，是一种上级任命，无关民主，因此编辑集体“逼宫”完全可以当做一种向上级机关挑衅的行为，甚至可以以“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编辑对领导滋生不满，聚众闹事”为由定性。尤其是事情发展到现在，已经有很多编辑心灰意懒，自动辞职，这种行为更是无形中给李昶的归来和重新掌权提供了更多的借口，因为“一小撮”已经离职，不满者早已噤声，《科幻世界》仍然回归到原来李昶一手遮天的管理模式。

当然，我们想看到最好的打算是希望上级部门能够听从和顺从“民意”，指派一个内行的领导者重新领导杂志社，但是这种希望微乎其微。一方面看，以倾听民意的名义“违背民意”已经成为了很多官僚们的行事风格，似乎只有“一意孤行”方能彰显为官者的真正尊严，而不是为人民服务。另外一方面，如果这种行政任命的体制不废除的话，我们不可能得到一个“内行领导者”。在一个专业化时代中，领导学同样可以看作一个专业，与其他专业有所不同的是，我们的领导用他们的专业统领所有其他行业，这是我们中国企业的一大特色，当然，也是一大弊病。另外，也许我们会有个疑问，比如作家阿来同样不是《科幻世界》的专业人士，为什么他能领导这样一个杂志社蒸蒸日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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