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纪德和伽利玛的权力之争终于得到了裁决，伽利玛开始真正领导出版社，纪德更多隐居了幕后，成为了《新法兰西杂志》和伽利玛出版社的精神代言人。也正是在这之后，伽利玛出版社开始有了一个很独特的部门：审读委员会。这是个掌握着图书出版生杀大权的神秘部门。

别忘了当初是纪德一人就毙了普鲁斯特的稿子，这样一个人的决定太过于主观和草率了。正是这次事件让伽利玛意识到审读书稿的严重性，他挑选的审读员无一例外都懂得阅读、研究、分析、解释、批评一部稿子。只有经过审读委员会的一致意见后，他才会考虑是否要出版这本书。这样谨慎而负责的做法无疑保证了图书的质量和眼光，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种审读会占用很多时间，有时候会缺乏灵活性，从而错失很多作者和作品：普鲁斯特、塞利纳、莫利亚克、让·科克多、马尔罗、蒙泰郎，当然，还有当年名不见经传的萨特，也是经过两次退稿之后才被接纳。与这些伟大的作家擦身而过，注定是伽利玛的遗憾，但是这种遗憾却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获得了弥补：自伽利玛出版社创办至伽利玛1975年去世，他麾下的图书作者有六次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二十七次龚古尔奖、十八次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十二次联合奖、七次美第奇奖、十次雷诺多奖、十七次费米娜奖……

二十世纪上半叶，本来就是多灾多难的多事之秋，且不论那些数不清的小打小闹，单是两次世界大战已经让人民苦不堪言。伽利玛生平对战争深恶痛绝，他总觉得英雄主义是最虚伪的东西，他宁愿当一个活着的懦夫。为了逃避兵役，他什么都试过，装疯卖傻，装死，自贬为懦夫。他只承认自己是一个出版商，是一个爱好文学的商人，所以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无论对他的事业还是他本身都影响甚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二战期间，法国沦陷时期，如何出正常版就成为了一个大问题。如果出版商不迎合德国人的主张，他们就会受到强迫。而德国人在审查图书方面显得十分灵活，他们从不自己动手审查图书，而是让法国出版商根据“欧洲新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则”自己来审查，而自我审查的好处就是可以获得配额发放的纸张。

这方面，伽利玛的老对手，格拉塞表现比较直接，他选取了直接向德国人示好的方式：“呆在自由区的法国人应该明白，占领者尊重所有值得尊重的东西。在巴黎做个完全的法国人，体面地从事自己的职业是得到允许的。”伽利玛明白，如果想得到纸张，必须去找德国人，听从他们的要求，服从他们的愿望，甚至于他们合作，但是合作也有不同的方式，他采取的是阴奉阳违的那一种。他甚至向纪德解释必须把出版看作“是一种抵抗行为，而不是合作的表现”。他在战争期间出版了一些从德国翻译过来的符合占领者意愿的作品，比如歌德的作品。他还是经常使用模糊的语言：为了避免书刊审查，他需要经常出入占领者的地方，参加聚会和宴会，与许多德国人示好；另一方面，他也允许出版社提供场地给地下抵抗组织开非法会议：“加斯东这个幻想主义者在办公室里牵着无数看得见或看不见的线，一边让对抗的双方能以文学的名义和平共处。”

这种模糊的态度在战后终于起到了作用，在战后清算运动中，许多作家都曾为他辩护，尤其是在战后威望很高的萨特和加缪。其中萨特的证词中有这样的句子：“我以个人的名义担保，我对加斯东·伽利玛充满了敬意，他对我来说是一个朋友……所以我认为，责备伽利玛出版社，也就是责备阿拉贡、保朗、加缪、瓦莱里和我本人，总之，是责备所有参加抵抗的知识分子和所有由他出书的人。”谴责加斯东·伽利玛就是谴责抵抗主义的精英作家，听了这样的忠告，谁还会去清算这家出版社？但是他的老对手格拉塞就没有这么幸运，几经审判和诉讼，元气大伤，几乎一蹶不振。

这种不同的对比中能看出一个出版商的品质，当然了这种品质无关道德，关乎的只是一种对出版事业的忠贞。也许，该对本书表示一下敬意的时候了：这不是一本写给出版业人士的专业图书，事实上，对法国文学稍有兴趣的人都可阅读，书中不但书写了很多作家的八卦轶闻，同样涉猎了很多文学名著的伟大错失和相遇，更用翔实可信的资料揭秘了这个对法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都影响甚重的加斯东·伽利玛的出版帝国的经验之路。当然，伽利玛的经验有很多，我唯独记下了这一条：在这个行业干了四十年之后，我只能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永远也无法预知一本书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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