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少数几家私募股权公司操纵市场价格，或者少数几家金融机构和少数几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决定新市场的管理，甚至公众的利益由几家大公司和富人管理时，人们的不满却显然要少得多。虽说这种现象与美国入侵伊拉克非常相似，但这些行为的后果却会影响更多的人。

有一种观念认为，全球经济中的许多大决定是由“市场”作出的，如前文提到的汽油价格问题。但是，市场只是影响价格的众多因素之一，有些因素是由商界和政界精英控制的。深入地思考以下问题：不省油的汽车，折磨女性一辈子的高跟鞋，连低级动物都觉得难看的电视节目和“美国式民主”都是市场运作的结果吗？还是销售这些东西的人、管理这些销售的官员、提供资金的银行家三者亲密合作，操纵着市场运作呢？如果企业根据成本收益分析（因为他们的股东用利润衡量他们的业绩）来选择厂址，它们是否会给政府发出要求低劳动成本、低税收、低运输成本的基础设施的信息呢？在全球市场里，如果一切都是真正平等的，对于非技术性或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力来说，投资商显然占上风。企业传递的信息就是：在竞争中优胜劣汰。世界也许是平的，也许会越来越平，但是企业市场却不是平的。

的确，许多非正式的全球治理机制——不管是大国政府的小委员会还是大国政府和私人组织之间的公私合作机构——都在填补空缺，促进增长，使全球获利。但是，当全体的利益只由少数人的行为来决定，或者少数人从体制中得到的资源和途径使大多数人望尘莫及时，问题就出现了。欧盟不能把制定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权力都交给英国、德国和法国，只因它们是欧盟大国。美国也不应该让纽约州、马萨诸塞州和弗吉尼亚州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罗得岛州或南卡罗来纳州身上。

商界和政界高层发展亲密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有助于双方的合作，达成全球性的目标。但是，目标如果是由少数人开会决定的，将会产生扭曲的结果。政治领导人一旦离职，去为某家大型国防企业工作，他的政府公职将由另一位政界友人替代，如此一来，哪一方的观点将得到采纳？反对意见还有表达的空间吗？大金融机构的领导通过电话会议处理国际金融危机，这种方法也许很有效。但是，关键问题依然存在：会议将代表哪一方的意见？谁有权参加？谁又无权参加？

精英与无权无势者

7年前，一些社会活动家组织了“世界社会论坛”，一个“反达沃斯”的论坛，与瑞士的达沃斯论坛同时举行，地点选在某个发展中国家。（第一届在巴西的阿雷格里港举办，此后陆续在印度、委内瑞拉、巴基斯坦和肯尼亚召开过。）每年都有2000个组织参加世界社会论坛的研讨会和培训班，会议多到能把克劳斯·施瓦布的脑子弄糊涂。世界社会论坛常通过卫星和达沃斯远距离连线，召开电话会议，双方经常在会议上争执不下。例如在召开第一届会议期间，五月广场母亲协会①发言人埃韦·德·波纳费尼指责乔治·索罗斯是“伪君子和妖怪”。世界社会论坛的与会人员多达10万。

这两个论坛的存在说明了一个事实：研讨会和参与者的人数并不能发挥很大的影响力（世界社会论坛的参会人数可能是达沃斯的50倍）。最重要的还是有没有途径能掌控权力杠杆。

世界社会论坛的参加者来自工会、左翼政党、环保组织和原住民维权组织。他们号称自己代表广大群众，但广大群众却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在做什么。每天靠1美元度日的亿万民众也许能定期从达沃斯的参会者或阿雷格里港的参会者的努力中获益，但是对这部分民众而言，他们在政治上同样贫困。即使一部分人在当地的政治选举中能够投票并参加了投票，但他们常常缺乏信息，因而无法充分利用手中的选票。（不过，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同样会作出错误的选择，而且频率极高。）

我们应该为这些人缺乏政治资源而感到不安，正像我们为他们缺乏其他基本需要而感到不安一样。如果那些最需要资产的人只有在某位电影明星领养孩子，或者某位摇滚歌星四处访问时才能受到外界关注，这样的全球体制怎么能够按优先顺序分配资产？虽说波诺、盖茨基金会或者克林顿全球倡议能为他们说话，但最好是给他们为自己说话的权利。

虽然全球化可以略微提升穷苦人的相对地位，或者减少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下的人数，但是这些人仍然处于权力链的底层，他们在影响力方面的相对地位丝毫没有改变。另外，随着社会变革带来的快速发展，导致了除中国和印度以外的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出现萎缩，可见全球的权力分配每况愈下。权力被剥夺的人仍然孤立无援，构成社会稳定和传统政治权力基础的中产阶级日益缩小，而富人却在享受更多的权力和影响力。所以，根据收入分配统计出的进步并不能自动转化成权力分配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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