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超级精英拥有的各种权力中，最清晰、最重要的一项权力是：为世人设置议程的能力。超级精英未必总能作最后决定，总能使用武力，他们之间也会产生分歧。但是，只要是在自己的组织里，总裁、董事长、首席执行官、指挥官就有权决定事物的轻重缓急，主导重要资产的分配，为下属分配权限。达沃斯这类会议虽然很少能得到具体的成果（施瓦布肯定否认这一点），但能在参加会议的精英中培养共识——或者利用精英的时代精神——从而给他们控制的公司和政府制定议程，进而影响其他追随者、竞争者和效仿者的议程安排。

施瓦布和维克托·哈波斯塔德曾说，这些组织希望达到的最好结果，即他们认为真正有意义的事是：帮助领袖形成和制定议程。以达沃斯为例，如果你是该论坛的重要赞助商，就能协助论坛创造一个探讨全球议题的议程。世界经济论坛的工作人员全年都在和这些所谓的战略伙伴协商，以保证赞助商重视的事都包括在论坛计划里面。这就是提供赞助的好处。

《纽约时报》驻华盛顿首席记者戴维·桑格说，他认为“议程设置”是大报和主流媒体最重要的任务。他们负责挑选头条新闻，安排版面，通过报道和社论为公众设定议题。典型的例子是伊拉克。在克林顿时代，伊拉克是个次要议题，因为各大媒体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白宫的上层领导人。当政府领导人决定重新把伊拉克当作威胁提出来时，媒体紧跟——巴格达重新回到报纸头版。

同样，大型私募股权公司也以类似手法设定市场价格，因为只有几家公司能做大型的全球交易，而且彼此会互相通气。他们可以否认这一点。这种做法未必就是违法。（虽然可能是，金融监管者也在密切关注这一点。）但是，这种设定将会越来越常见，因为那些大型私募股权公司也在加强投资、合作、分担风险。一些大型的企业界盛会，如艾伦公司的太阳谷会议、技术娱乐暨设计会议（TED）等，也将对热点议题进行设定，对各大公司的投资决策产生影响。

议程设置的形式很多。它可能存在于政府—市场体系中，反映超级精英支持有利市场决策的普遍倾向。例如，金融界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置的议程几乎都是有关财政纪律的政策，而对社会问题，对那些直接关系到发展中国家重大改革的政治可持续性问题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问题不在于核心思想的对错，而在于没有做到平衡。华盛顿共识也是同样的问题，华盛顿共识的优点很多，但是改革不够广泛和平衡。它没有全力促进穷国更快地积聚和开发资源，以创造新的全球化利益相关者，也没有优先为穷国提供所需的培训和获得资本的途径，从而在智利和巴西等国播下了不平等的种子，使民粹主义在整个拉丁美洲和俄罗斯死灰复燃。超级精英设定的议程如果让当权者迅速得到更多利益，让普通人望尘莫及时，就应该提高警觉了。

超级精英不是通过命令掌控一切，也不是通过阴谋或者阴谋小集团行使权力。他们自有分寸，通过一些强有力的、雄心勃勃的小团体施加影响。大型石油公司是否影响了能源政策，使世界继续依赖它的产品？大型汽车制造商是否故意拖延重要的技术突破，不愿生产更环保的汽车？大银行是否推出政策，迫使债务国能够偿还债务却不充分考虑可能造成的社会或政治动荡？最大的军火承包商是否在推行一套永久战争观念，导致世界上最大的军火消费国——美国的国防开支是紧随其后的国家的近10倍？宗教是否过度地影响了国家和国际政治，使得人们甚至想在“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世界之间划一条分界线？“市场革命”已过去25年，我们是否能接受它忽略那些既无能力又无门路进行市场竞争的国家受到的影响？显然，权力曲线已经影响了这些情况的方方面面，超级精英的联结都有因可循。

非正式的治理机制

必须承认，超级精英之间开会不仅只是设置议程，还能作出有效的决定。当体制薄弱和机能失调的国际组织留下缺口，或者司法管辖和执法机制之间出现真空地带时，超级精英的决策就尤为重要。

2003年，美国一意孤行入侵伊拉克，引发了各界广泛的批评，原因不难理解。美国政府选择性地应用国际法和公平原则对待战俘的决定同样招致了广泛的批评。这种极度负面的全球反应是完全合理的，在任何社会里，对一个恃强凌弱的暴徒都会有这种反应。美国争辩说，这是鉴于现实的威胁，不能指望功能瘫痪、反应迟钝的联合国采取行动。这个理由虽说公正，但是，当最强大的国家采取的行动未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意，甚至可能违背国际社会的利益时，不满情绪和紧张关系必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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